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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