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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西因为过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这是官方数字，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巴普西之死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应该立即把援助更年长的瘾君子的网络扩大到12到16岁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们列入成年人中间，或另外建立一个网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毒品斗争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假如不改变这种状态，这部分这个年纪的人就会继续从网孔中冲出去。应该想到这部分孩子，发展新的医疗概念，特别是对其自愿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遇到美国的那种形势：一个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通过专门的顾问与医疗人员之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比经过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仅用还原和加固的办法便可奏效的传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归复为一个人体医疗过程。

医疗的不幸在于无法创造奇迹，它只是对极少数年轻人的一种有效的帮助。

毒品，现在已渗透到学校、舞厅和娱乐中心，依我们之见，它将继续向越来越年轻的人进行扫荡。它不再仅仅威胁极少数的12岁到18岁的人。例如，往往是侥幸之机决定一个13岁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显的伤害或者没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没参加会道门或某个宣扬暴力的无政府组织。今天的年轻人对毒品有很强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药工业的诱惑一样。每个，或者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认识某个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这些人曾经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动机与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爱好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当年的嬉皮士的动机是开阔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则是要消灭它，对于那些酒精和轻型毒品的消费者也是一样。所以，今天难以把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分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这样的等级，因为从这级过渡到那级是很容易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公众舆论对问题的规模，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总是认为这是一股即将到达顶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会跌落下来。国会议员也向我们大谈“抑制”吸毒现象，好像如同拧紧“水龙头”一样简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日益增多的主观的社会边缘主义者。很多的年轻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关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与这个进程（其发展节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医药制品相比，已成为获得头等利润的源泉了。假如我们估计——而且是保守的——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们是海洛因消费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资50万马克（通过卖淫、偷盗或抢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国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润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区警察也没有力量限制他们，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轻型毒品的数量，只不过是消费量的一个微弱的零头而已。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扩展成一个紧密的销售网。这样一来，就如同那些轻型毒品一样，人们到处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区了：只不过是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传染危险的尖锐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个大城市都有其“舞台”，毒品贩子将他们的销售点置于唱片舞厅和青年娱乐中心里。

毒品的无处不在肯定是其消费量日渐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追求“补偿行为”的年轻人不用费难便可以得到。而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忍受着一种莫大的烦恼，一种感到他们的存在没有意义而产生的愧疚。他们唯一的消遣便是每周一次到唱片舞厅去。

但是在那里，这部分数量日增的年轻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别是口头交往。在被音乐搞得头昏脑胀之后，失望地走出舞厅：他们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无价值。

这些孩子和年轻人对现实不满，既不能从他们的未来获得鼓舞，也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的童年——这个自发的。相对说来自由成长的。兔除他人操纵的、所以说是均衡的阶段，一般在他们进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