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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