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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之后,她被转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去治疗她身上的霉菌。我认为波尼·朗斯的人不该让一个有毒品瘾的孩子任其所为,应由他们在途中监督她并且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继续照料她。但他们却宁愿只把她送到为止,然后,就没他们的事了。这样,她逃起来就没有丝毫的不便了。
多么漫不经心!这把我对这些团体的最后一点信任都粉碎了。我对自己说:“要救你的孩子,只有靠你自己。”蒂尔曼先生则试着鼓励我。
所幸的是,她这次出走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到我身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她请求我饶恕,她又注射海洛因了。我没有骂她。过去,由于我对自己无力帮助她感到失望,使我有时把怒气出在她的身上。此时,我的怒火已经熄灭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平静地交谈。
克丽斯蒂娜继续坚持原定的行动计划。我对她说:“好吧。”但是我也让她明白,再做一回蠢事,她就得到外婆家去,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向我发了誓。
在好几天中,她都按时到反毒品咨询处去。她还真够顽强,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她。而回到家中,她就坐在桌旁,为办理接纳手续起草简历。
我见到了隧道的尽头。人们已经在一个医疗团体为她找到了床位——这几乎是毫无问题的了。我们一起谈起圣诞节:她肯定不能在家里过节了,因为当时已经是11月初了。
在这期间,我的前夫也明白了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不再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脚下的土地又变得坚实了。
这时候,克丽斯蒂娜又第二次出现了黄疸。猛然之间。一天夜里,她高烧41度。第二天早晨,我把她领到斯代格里兹诊所。她面色蜡黄,已经站不住了。那位给她检查的女医生对我说:“她的肝部因为吸毒而阻塞了。”不幸的是,不能留她住院,诊所没有隔离设施。这是谎话。后来我打听过,斯代格里兹诊所有25张隔离床位。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收留吸毒者,那样做对他们太慈悲了。最后,女医生向鲁道夫·维尔舒医生提出了接受她的要求。
克丽斯蒂娜的病情在几天内有了好转。她有了活力并准备接受治疗。甚至于技术大学反毒品中心的人也来看望她,人们都用力支持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这么乐观了。
一直到她的女友斯代拉来探望她那天为止。在此之前,我曾请求过女护士,在我离开期间不要放任何人进去——当然,反毒品中心的人除外。
但是,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给她领来了戴特莱夫,因为她是那么想见他。戴特莱夫刚被释放,虽然自由了,但还被监视着。他也被某个治疗中心接收了。我没有那么硬的心肠阻止他们相会:他们相爱,这两个孩子,而我想,一个知道另一个也在治疗会使他们坚持下去,可能他们会互相鼓励的。我怎么会想得那么天真呢?
克丽斯蒂娜开始溜出去几个小时。有一天晚上,跟往常那样,我下班以后来看她,发现她又注射海洛因了。她是在我到达医院前几分钟才回来的。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对我来说并不显得如何严重〕但是,当她开始胡扯,借口是仅仅到城里去吃意大利面条——她又向我说谎了,这时候,我觉得我的两条腿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要求同意我陪同克丽斯蒂娜过夜,自然我付钱。护士向我解释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以后,她们会监视克丽斯蒂娜的。3天之后,护士在她的病区入口处迎接我,并告诉我说:“您的女儿不在这里。”
“啊,是这样?您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她得到允许到公园里去散步,但她没有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话机旁。晚上11点20分接到了电话:她回去了。护士的冷漠态度使我惊惶不安:“假如她要逃,她总会逃的。这是她的事。吸毒的人有这个习惯,她们都会跑的。”当我对那位女护士略加微辞的时候,她正是这样回答我的。
女医生的态度也不比护士好多少,她简单地向我表明:她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克丽斯蒂娜再次违反规定,他们将不得不以不守院规而强迫她出院。此外,生物化验已有了结果:假如她继续这样下去,她不会活过20岁的。他们争取再说服她,不过,很遗憾,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第二天晚上,医院又来了一个电话:克丽斯蒂娜又逃跑了。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