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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李斯再次以丞相的身份随从秦二世登上泰山，进行祭祀，并在秦始皇刻石上加刻了秦二世诏书，此诏书仍由李斯撰写。李斯撰文书写的泰山刻石不仅成为秦王朝鼎盛的见证，属于泰山历史的珍贵纪录，同时开启了泰山碑刻的先河，成为泰山碑刻艺术中的翘楚。

李斯随秦二世登泰山后不久，秦二世便开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随后又听从了赵高的“尽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发生了“公子十二人死咸阳，十公主矺死于杜”的骨肉相残事件和“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的现象。此时的李斯也在赵高的陷害下受到秦二世的猜疑，被捕入狱。在狱中，李斯“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自述“七大罪状”，借此历数自己多年来辅佐秦王、匡定天下的功绩。“罪状”之一就是在泰山上刻石记功，使秦始皇父子名扬天下。但是，这种辩解因赵高的一句“囚安得上书！”而变得毫无意义。李斯只能懊悔地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车逐狡兔，岂可得乎？”然后命赴黄泉。

3�“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司马迁与泰山

司马迁，字子长，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是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就已经能够诵读古文，大约20岁时开始外出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相继到过浙江、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江西、江苏、云南等地。

西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决定泰山封禅。当时司马迁的父亲为太史令，负责天文、史事的记载，本应随同前往泰山参加封禅典礼，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只能留在洛阳。泰山封禅乃是极为重大的事情，他将参加封禅看作政治生命中的大事，对于不能参加封禅大典感到异常遗憾和失望，从此忧锁成疾、一病不起。

就在此时，司马迁外出游历归来，看到卧病在床的父亲很难过。父亲则握着司马迁的手流泪道：“我们的远祖曾经有功于夏，是百官之长，祖先是周朝的官吏，此后逐渐衰弱，难道天将灭绝于我？如果你能继任太史官职，就能继承祖业。如今，大汉天子封禅于泰山，我却不能随行……我死之后，你一定会继任太史官职，届时千万不要忘记我所渴望的著书意愿……”

司马迁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中明白了参加封禅泰山大典和著书立说对光宗耀祖的重要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开始阅读、整理历史资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将《颛顼历》改为夏历。改历结束后，42岁的司马迁开始创作《史记》。

世事无常，福祸难料，宦海沉浮更是让人无法捉摸，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意外的灾难降临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在抗击匈奴时兵败投降，朝廷为之震惊。李陵曾是司马迁的同事，司马迁了解他的为人，认为他委身匈奴是迫于形势，日后肯定会寻机报答汉朝。当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时，他便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武帝认为他是在替李陵辩解，一怒之下将其定为死罪。根据当时的规定，想要不死只有两个办法：拿钱赎罪和受“腐刑”（阉割生殖器）。司马迁很穷，没有钱赎罪，也不肯轻易赴死，因为他还要著书，只能接受“腐刑”。这一灾难对司马迁的打击非常大，他将屈辱、痛苦、无奈和悲愤之情写在了纸上：“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许未尝不发沾衣也。”

第九章　巍巍泰山（26）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并以宦官的身份担任中书令，继续自己的“工作”——著书立说。大约三年后，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绝笔巨著《史记》基本创作完成，此后又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约公元前87年，司马迁去世。

司马迁与泰山的关系，还得从《史记·封禅书》说起。在《封禅书》中，司马迁根据“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的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封禅文献的研究，不但对封禅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还把历代帝王的泰山封禅活动进行整理，并给予生动翔实的记载。这种富有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动引起了后代帝王的重视，他们将其作为隆重的国家大典加以延续。

《封禅书》中写道：凡接受天帝之命而成为人间帝王者，都愿意举行泰山封禅仪式。自古以来，只有在无任何祥瑞征兆情况下去封禅的，而没有亲眼目睹了祥瑞征兆却不去泰山封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