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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色彩的地方。

那些砖瓦房屋和花坛，那些两旁栽着树的小径和喷泉，与莫斯科的东方色彩的混乱情景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它犹如古老俄罗斯旁的一块欧洲领地。

在那里，不仅有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英国人，遭到克伦威尔*的苏格兰难民、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甚至还有宁可流亡国外而不愿改变宗教信仰的胡格诺派法国人。这些人中间也混杂着少数冒险家。绝大多数人是一些诚实、能干和有强烈事业心的移民，有些人还出身于名门贵族。他们相处时相互敬重、彼此关心，使这个国际性小社会中的关系得到协调。共同的异乡之感，使他们结合成一个整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在各行各业当中都有出众的人才——医生、药剂师、工程师、建筑师、画家、小学教师、商人、金银匠、天文学家、军官。他们的孩子们按时到他们就地建造的学校中念书求学。他们同各自的祖国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英国的妇女从伦敦要来书和一般装饰品。荷兰的侨领范·凯勒——一位受人尊敬的富翁——每隔八天，便接待从海牙来的一个信使，给他带来外部世界的消息。日耳曼村的移民对欧洲情况的了解，往往比女摄政所掌握的情况还要详尽。

外交使团的官邸也设在这块享有特权的区域内。不少俄国的显贵也到这里来呼吸一点西方的气息。有些人还聘请移民到自己家里，按波兰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的课本教育自己的孩子。

日耳曼村的影响甚至表现在俄国住宅的家具工样上。过去在达官贵人的住宅中仅有一些木制长椅、长条桌和雕花箱子，如今出现了绒绣沙发、涂金的椅子、细木镶嵌的独脚圆桌和挂钟。过去，室内的墙壁以壁画为装饰，如今却改为带有宗教色彩的画和雕刻。为了赶欧洲的时髦，他们最后买了镜子。但是，镜子仍被看做是败坏风尚的玩意儿，因此，他们在镜子上盖上一块布帘，爱漂亮的女人只有在化妆或戴头饰时才揭去布帘，用毕，又立即盖上，俄国女人尽管相当拘谨自重，在涂脂抹粉方面却毫不节制。她们的脸扑着厚厚的一层粉，先是抹白粉，然后用红色涂在颧颊上，用黑色描眉。尽管这样打扮，她们却仍过着与世隔绝的幽居生活。她们想不到去羡慕日耳曼村中的那些过着开放生活的姐妹们。

秘结“彼得帮”（3）

每逢节日的时候，这些侨民带着家眷访亲问友，男女相杂，他们还组织化装舞会，观看流动演出的戏。乐曲一响，一对一对舞伴旋转着、微笑着、交谈着。人们喝啤酒，放声大笑，和在伦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完全一样。

新颖的日耳曼村，使年轻的彼得着了迷。自从他明白事理以后，世界上最吸引他的是三件事：战争、海洋、外国。他走上人生道路之初，便去找日耳曼村的人们寻求启示。应他邀请，许多外国军官，包括一位波罗的海沿岸的男爵冯·芒登，大批涌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他们教会游戏队伍如何进行战地服务，如何使用武器和发射火炮。久而久之，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村变成了一个驻防的小镇。

于是，彼得建立起了两个兵团，各自按它们的宿营地而命名，一个为“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兵团，另一个为“谢苗诺夫”兵团。他们一起玩打仗，玩过之后，又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

无论是在军事活动中，还是在纵酒作乐的欢聚中，沙皇同他的伙伴们混杂在一起，无法加以辨别。在彼得器重的人当中，他对年轻的鲍里斯·戈利琴公爵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缅希科夫的糕点学徒工是同样看待的。后来这位学徒工竟很快成了他的心腹和最可靠的朋友。

每当彼得为了履行他所肩负的职责不得不去克里姆林宫时，他便感到十分沮丧。在那里，他坐在伊凡身边的宝座上，身穿沉重的织锦缎皮里长袍，头戴紧箍太阳穴的王冠，根据礼宾规定，还得像雕像一样木然不动地接见大使，主持无休止的宴会，倾听人们那令人厌烦的冗长演说。

1683年，瑞典使节的秘书在给斯德哥尔摩的报告中写道：“两位沙皇坐在他们各自的宝座上，年轻的那位沙皇（彼得）面部表情开朗和蔼，他那高雅的举止使他显得更加漂亮、英俊。每当有人对他讲话时，他整个脸上便泛起一层红晕，以致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普通地位的小姐，而不是君主，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对她一见倾心。到了沙皇必须起身询问瑞典国王的身体安康时，那位年轻的彼得沙皇非常敏捷地立即照做了，致使典礼官不得不拉住他，以便等候他的兄长做好谈话的准备。”荷兰侨领范·凯勒也对海牙报告说：“身材高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