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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见他，他可以保证我来去自由，不会受到逮捕。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建议。先由迪斯特尔出面热情款待我，然后是伯登在几英里外等着欢迎我的光临。席间，迪斯特尔甚至还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助西德反恐怖部门一臂之力。 该我提条件了。我首先感谢他们不起诉我的建议，但申明我要对从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沃尔夫先生，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曾效力于东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国已无权无势。至于我，更有可能因为叛国罪而坐牢。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着牺牲那些曾为我们情报局献身的人们的自由。那些潜伏在西方的间谍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的人呢？我对迪斯特尔的宴请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得是，”迪斯特尔边说边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陪你会见伯登。”

喊价的人颇为不少。来自另一方的喊价令我愕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条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的乡间家门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们送花篮用意何在，是对我表示祝贺呢？还是给我献的花圈？

年长的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庞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装，衬衣熨烫得极平整，打一条斜纹领带。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撒韦，是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之命前来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讲一口准确而略带官腔的德语。

我和妻子安德列娅退到厨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烟灰缸。安德列娇小声跟我说：“一个官僚。”哈撒韦属于美国那种狂热的禁烟者。他极力劝我不要吸烟。我开玩笑说，是检中央情报局内又在开展一项新运动？哈撒韦哈哈大笑，但笑声并不热情，不过是勉强应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自我介绍说他叫查尔斯，是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乎毫无表情，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懂德语。安德列娅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关越战的电视片中看到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