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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依照情报这一行里适用的独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米尔克也是一个性格不健全的人，还是一个健身狂。他对搜集情报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不仅是他下令24小时监视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还监视自己同事。他急于在领导人中发现隐藏的叛徒，并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够从豆945年后存放纳粹档案的西柏林美国文件中心搞到某种证据，证明有哪个东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国时期曾与纳粹同流合污的话，他将授予我崇高的荣誉。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多低级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进办公室保险柜的红夹子里去。

一次，我下面的一个人颇为困惑地向我汇报说，他看见昂纳克（当时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头头，后来成为东德领导人）在一个黄昏把司机打发走后，偷偷钻入东柏林的僻静小巷中。我一听就知道，昂纳克一定是去和情妇幽会。那时他已结婚，妻子也是一名国家干部。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说给米尔克听。“这种材料无需放在档案里，”我边说边准备随手将材料扔掉。“别扔，别扔！”这位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给我。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用？”于是他的红夹子里收藏的昂纳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当中又多了一份。几十年后的1989年，当检察官搜查米尔克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这份材料。

清洗一旦开始就难以止住。4年后，乌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尔韦伯免职，安排米尔克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89年才下台。米尔克的辞职犹如一场闹剧。他在东德议会上装模作样地和大家告别说：“我爱你们所有的人。”

第五章　边干边学

50年代初的德国像一张巨大无比的蛛网。各种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阵营里的人都有难言之隐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关系。没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赖。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活在神经高度紧张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怀尔德拍摄的反映美占区生活的电影，尤其是《域外恋》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摄的反映俄占区初期日子的电影，均捕捉到了这种气氛。 两个德国均称，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鉴于战后德国的分裂源于战胜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个人觉得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根本无法实现。1953年6月东德境内的骚乱也坚定了华盛顿和伦敦的信心：击退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一定会奏效。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压力，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装西德，将其拉入西方军事同盟置于议程之首。尽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死抱住德国统一的口号不放，全然不顾大批的东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国领导人最关切的是设法使东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第二个德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感。一种近乎于荒诞的爱国主义崇拜应运而生。我们设计了自己的军礼服。我本人就有5套。对一个从未服过役的人来说，成就可谓不小。在这期间，乌布利希鼓吹的一个颇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军事象征手段。鉴于我们曾批评西德沿袭希特勒军队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一做法无异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951年在东柏林举行的苏联阵营内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了传统的军乐。我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一直认为，这种尚武主义与音乐的结合构成了纳粹主义的温床。当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转过身，问和我一起站在观礼台上的俄国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对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俄国人那样耸耸肩，回答说：“德国人一向喜欢正步走。”

与此同时，我们新成立不久的情报局正在埋头熟悉情报这一行。一个情报机构刚成立时，难免会受到墨菲法则的影响。在科技领域尤其易于犯错误或是作出错误的判断。

50年代期间，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几乎完全开放的边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1953年6月的起义之后，外流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起义后的3年里，民主德国1800万人口中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德。

我们的间谍混杂在人群里进入西德并不困难。他们通常年纪很轻，坚信共产主义。日后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这批人铺的路。他们到了西德后，一般被收容在难民营里并受到盘问。不过只要事先编好一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