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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粗俗的举止和冗长的讲话在苏联国内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对我们这些注定得听鸟布利希老和尚念经式的发言的东德人来说，赫鲁晓夫的直言快语的性格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戈尔巴乔夫之前的所有苏共领导人中，他最受东德人的喜爱。但他和戈尔巴乔夫不同，是一个朴实的人，对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一种出自本能的理解。谈起他的家乡卡利诺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上几个小时，流露出对自己家乡的怀念和骄傲。与此同时，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礼仪规矩。

我还记得赫鲁晓夫结束对东德的访问时的一个插曲。出席完在东柏林举行的告别宴会后，两国领导人及其亲信随从随后来到苏联大使馆内大使的房间里继续再饮几杯。年迈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几杯酒下肚后顿生困意，不想再回到郊区的国宾馆下榻，想在大使馆就寝。乌布利希闻后大惊。他已经做好安排，明天国宾馆通往机场的马路两旁将排满忠诚的东德人，夹道欢送客人。

米高扬和乌布利希于是激烈地争吵起来。赫鲁晓夫最后插话说：“阿纳斯塔斯，你跟乌布利希争也没用。德国人就是这么吹毛求疵。”乌布利希满面通红，一语未发。

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