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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人员的撤离路线总是事先商定好的。一般做法是通知需要撤离的间谍，经由风险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或瑞士到达东德边境检查站，手持一本只有西德护照封皮，里面空空如也的假护照。边境官员知道这一事先约定的暗号。卫兵叫来指挥官，指挥官做个样子，挥手放行。然后把逃回的间谍领到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用一台专线电话机通知我们。

我大惑不解。大多数女秘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的丈夫或同居的男人是化名在西德定居的东德间谍。这些男人通常顶替移居海外的西德人的名字。每一个逃跑的朱丽叶大概都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西德当局究竟是如何发现她们是我们的间谍的？

显然，西德人摸到了我们渗透方法的一些规律。过去我们一直傲慢地认为这些方法是安全可靠的。我当机立断，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并作出了痛苦而必要的决定，招回更多的女间谍和她们的罗密欧。可惜，对于赫夫斯和她的丈夫，这道命令到得太迟了。夫妇两人受到审判并被判2年徒刑。

后来才知道，1979年的一系列逮捕是联邦宪法保卫局（西德反谍报机构）首脑更迭的结果。理查德·迈尔博士接替京特·诺劳任局长以后，大大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准。成绩之显着颇令我伤脑筋。他明示部下，想升迁就得兢兢业业，光靠关系玩儿不转了。他还搞了一套甄别制度，对所有背景有疑点的人仔细审查。

起初，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连串的挫折之间有什么联系。在笔记中，我这样写道：

“西德情报部门开始对所有回国定居的归侨或来访者再一次进行全面甄别。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德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现在的甄审令我们伤透脑筋。不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后必须有所收敛，暂不派人打入西德。还要时刻牢记：我们正在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斗！敌人近在咫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间谍们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安危未卜。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承受这一切压力，同时仍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我始终牢记，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信任我们并不惜豁出命去的人。一个情报首脑如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拿部下的死活当儿戏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他们的尊重和信赖。

我们的间谍继续纷纷落网。我仍然无法解开西德究竟采用了何种侦破手段这一谜团。通常，一个间谍在西德被捕后，我们会在总部展开调查，弄清伪造证件的部门里是否混入了敌人的鼹鼠。这种猜疑对一个情报机构来说是最致命的毒药。它损害了情报工作赖以生存的基础……信任。有时甚至搞得人人自危。后来查明，我们的一些重要耳目相继被捕原来是西德抓获了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对他们进行审问的结果。面临惨重的损失，我们被迫撤回大批间谍。然而我们渗透的秘密究竟是怎样被西德发现的仍然是个谜。

最初，我们手头的唯一线索是从某个渠道得到的消息，位于科隆的西德反谍报机构开始全面重新审查所有入境人员。负责为国外来访者和回国定居归侨办理手续的部门里新增添了一小批官员，其中多数人已退休。这些老爷爷们仔细查阅个人档案，寻找某些特点。至于是什么特点，我们无从知晓，只注意到从西德收到的所有情报里都多次出现“甄别”一词。我成立了一个直接向我汇报的工作组，负责查明西德到底依据什么标准肃清嫌疑分子。

我们已知，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的单身男性旅客如果携带少量手提行李，或服饰发型与身份证不完全吻合时会受到盘查。但过了很久才知道，西德情报部门嗅到了东德人的某些特征。当时嬉皮士正在西德日益流行，在东德却受到压制。西德小伙子喜欢留长发，尤其在外出旅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培训特工的教员们却留着短发。即便同是短发，东西德的发式也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些教员能培养出训练有素的特工，可要他们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嬉皮士可就比登天还难了。

主要火车站的便衣警察一接到乘警的报告，立即对下车的嫌疑犯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例如，在东德长大的人一下车都会情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