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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项目关怀一下外，对科技战线经费捉襟见肘的现象并不重视。有限的经费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避免公众骚乱。

一次，我同牢骚满腹的科学界里的熟人交谈后，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们的间谍既然可以渗透到波恩政界和北约总部里面，为什么不能搞到工业机密呢？虽然搜集政治情报是我的拿手好戏，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科技部的潜力却越来越入迷。家里的人开玩笑说，童年时期我憧憬在苏联学习航空工程学的梦，现在终于有个机会圆了。我仍然订阅所有能订到的航空杂志，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

我看到，由于西方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技术，加上东德科学技术人员出国机会有限，我们在化学工程、微机械学、机械工程和光学领域的一批出色的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辛苦的结果等于重新发明轮子。我琢磨着，通过非法手段设法搞到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此外，如果我们能在减少本国工业部门的亏空方面助一臂之力的话，也许国家领导人会更重视我们谍报机构。

不用说，我们局当时这方面的人才远远不够。我与情报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讨论了这一想法。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在科技专业的学生中间招一批人。施蒂勒就是首批加入国家安全部的学生之一。

当时他是莱比锡市卡尔·马克思大学里的一名成绩出色的物理专业学生。我们在当地的征聘人员看中了他。通过了当地政府的政审后，施蒂勒来到东柏林，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保证今后在国家安全部的岗位上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仿照年轻时读过的描写共产党人的惊险小说里的人物，选择了施塔尔曼这个化名，德语里意为“铁人”。我以前的上司用的也是这个化名。签名的笔迹未干，他与两位负责他的官员已干了一杯科涅克上等白兰地。

施蒂勒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沉着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精明劲。我没有跟他这样级别的人亲自打过交道。不过他后来常吹嘘说，他认识我。就他的性格而言，他属于那种工于心计的人，而不是我们用的另一种有坚定信仰的人。施蒂勒被分配到科技部第1分处。该处负责跟踪西德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并监视在西德部署的所有新式武器系统。 施蒂勒叛逃前，手下掌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10余名告密人以及7名西德间谍，其中包括在巴黎工作的原子物理学家多贝廷。《注》、在位干卡尔斯鲁厄的核研究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员菲勒、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以及在汉诺威的核工业部门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由于施蒂勒的叛变，西德还破获了在哥廷根大学任原子研究部主任的豪费教授。他是克格勃发展的人，但由我们在东柏林控制。

除了重点搜集最新核技术外，科技部还扩大了搜集工业情报的范围，设法了解西德方兴未艾的计算机业的情况并寻找愿意绕过西方禁令与我们做生意的商人。这方面我们干得最出色的间谍之一是阿诺德，化名施托姆。年轻时即被派往西德，奉命长期潜伏。如今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德分公司已身居要职，利用工作之便将公司内部有关新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资料递送给我们。阿诺德这个人有点让人琢磨不透。政治上他早与我们拉开距离。我们给他的钱，他也不收，但出于对东德感情上的依恋继续向我们提供情报。

有关计算机的研究成果对东德尤其宝贵。罗博特罗恩是东德引以为豪的世界一流微电子公司。然而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或日本。罗博特罗思不至于被甩在后面的惟一办法是获取西方禁止出售给我们的技术和软件。罗博特罗恩基本仿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组成，主要依赖窃取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成果，差不多成了它的一家非法分公司。 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施蒂勒很快被晋升为大尉。他决定叛逃时仕途正看好。据我所知，他叛逃完全是为了追求西德更舒适的生活。他跟老婆已离婚，有一个在东德当服务员的情人，叫黑尔佳。她有一个哥哥在西德。施蒂勒通过她哥哥与西德谍报机构接上了头，时间大概是70年代中期。他与西德谍报机构做了一笔交易：他向西德提供科技部的情报。西德付给他高额酬劳，并最终允许他定居西德。潜在的叛逃者一般都会采取这种交易方式。问题是，一旦敌方谍报机构诱使对方人员下水后，它更希望新发展的间谍留在原地，从敌人的心脏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不是逃到自己这一边来。叛徒当然不这样想。尤其是日久天长，他暴露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结果通常是一场意志上的较量。交易的每一方都试图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