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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会进一步加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着名核战略家私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扞卫德国的利益，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约组织处置时，我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瞠目结舌。

话说回来，对苏联人俨然以占领国自居，毫不顾忌东德人感情的行为，我们已习以为常。昂纳克常常向莫斯科表达他对在东德领土上集结大量的武器、军队外加现在的核导弹的关切。然而他实际具有的影响并没有自己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