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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61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军事方面，我们乐于让古巴人在这场政治背景复杂的战争中负责战略的制定。古巴人刚到那会儿士气还是很高昂的，对卡斯特罗派他们到世界另一个半球打仗感到骄傲。他们肯动脑子，对游击战又熟悉，仗打得很漂亮。然而安哥拉的战争始终难见分晓。安哥拉人民饱受战火，国家遍体鳞伤。中央情报局和得到苏联支持的古巴人各支持一派极有可能延长了安哥拉人民的痛苦。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苏联和古巴谍报机构觉得我们不过是潜在的武器来源而已。莫斯科的立场是尽量满足埃塞俄比亚人的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秘密贸易机构“科科”接管了这项工作。我们还向东德支持的几个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介绍了什么样的西方技术和电子武器最适合非洲严酷的气候。有几次由于情况紧急，还通过“科科”直接为它们搞到了急需的装备。

我们在安哥拉化险为夷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却日益恶化。和苏联人和古巴人一样，我们没想清楚目标是什么就卷入了这个国家。当时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同邻国索马里的战争。索马里原是苏联的盟友，1977年转而投靠美国人。另一场是同争取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的战争。这两场惨烈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远非我们所能影响，更不要说左右了。我们对越来越深地陷入非洲之角的血腥争端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一个悲剧说明了这种困境。

1973年，我国领导人决定派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和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科夫斯基会埃塞俄比亚，力促交战各派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为了显示善意，第一步先争取使厄立特里亚人坐到谈判桌旁。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两人于是和我的副手耶尼克一同动身前往埃塞俄比亚。

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从的黎波里乘直升飞机前往卡扎菲扎在沙漠上的帐篷去拜访他，希望说服他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施加自己的影响。飞回的途中，直升飞机不幸坠毁，两人同时丧生。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我和他们很熟。早在戈尔巴乔夫出现之前，他们就是党内领导人中赞成改革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尤其是兰贝茨，东德知识分子和许多年轻党员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接昂纳克的班。

由于兰贝茨丧生的地点颇不寻常，人们不禁纷纷猜测，这次事故也许是有人暗做手脚的结果。我也深为关注，亲自审阅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报告。后来查明，利比亚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具备夜间飞行的资格，但兰贝茨坚持要他当晚送他俩回的黎波里。事故看来确实出在这里。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响，我们更不愿意与利比亚建立直接的谍报联系。不过后来的黎波里请我们帮助搞到军事技术时，我们根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利比亚是这一地区少数几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为索求的技术知识或特殊装备慷慨解囊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我们和利比亚只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合同：由国家安全部内负责提供保镖的司在东柏林郊外的一个秘密营地训练卡扎菲的私人卫士。

东柏林为兰贝茨和马尔科夫斯基举行完葬礼后，我的副手和党中央的另一位官员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试图完成牺牲的同事未竟的事业，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由于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的强烈反对，他们此行一无所获。这实际是一个苗头，预示着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凶多吉少。我们本来是埃塞俄比亚正式请来培训他们的谍报人员的。可时隔不久，我们说话已没有人听。残暴无比的安全机构内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为埃塞俄比亚出力更大的苏联人处境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社会主义阵营内惟一似乎能在埃塞俄比亚玩得转的国家就是古巴。随着古巴人信心日增，经验日丰，他们成了非洲大陆上最出色的谍报人员。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态，对形势有更好的把握。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莫斯科卷入埃塞俄比亚之初即犯了一个错误：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它在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错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地形地貌复杂，军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们和古巴人认为，如果达不成政治解决办法，开展游击战收效会更大。另一点分歧涉及我们卷入的规模。我觉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国，如埃塞俄比亚，比四面撒网效果会更大。其实到头来怎么做都无关紧要。我们也好，苏联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终都按自己的治国设想行事。我们纵然有各种打算和手腕，也难以改变这一点。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