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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人一样，我认为判鲁普有罪显然是非法的。国际法和德国宪法里均有一条原则：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国家和平统一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间谍可以安然无恙？如果以前坐过敌人的牢，甚至还可以领到一笔赔偿金。而为另一个国家效力的间谍却被判长期徒刑，兼罚以巨款？对有些间谍来说，冷战终于结束。而对于其他一些间谍，冷战仍在继续。

第十五章　古巴之行

不用说，我自己决不会自愿冒险去美国。然而由于命运的使然，我却来到了纽约。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停留在布莱希特的诗歌、魏尔的音乐和洛尔主演的反映黑帮团伙的电影上。那是1965年。4年前，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应古巴的邀请，我飞往哈瓦那，帮助卡斯特罗政府组建一个有效的谍报机构。日后，古巴和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中均成为佼佼者。可当时古巴在这方面还是个白丁。我的任务是从头教起，从谍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到建立安全的解码和档案系统。古巴不久前的革命胜利令人振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启程前往位于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叶社会主义孤舟。从东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飞布拉格，然后途径苏格兰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尔克坚持我坐的飞机甚至不得在一个北约国家着陆。“天晓得他们掌握了有关你的什么情况！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他说。于是我改飞莫斯科，搭乘俄国人定期飞哈瓦那的直达航班。

1965年1月6日，我在两名助手的陪伴下飞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气温降至华氏零度以下。我们一行3人穿过谢列梅捷沃机场，钻进等候在一边的汽车时冻得浑身发抖。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和他手下的外国情报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正等着与我会晤。见面后，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古巴内政部的情况以及已在古巴的克格勃人员和他们开展的活动。

当天晚上，我们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安…124型客机再次启程。这种型号的飞机是苏联民航中最大的一种。空中小姐玛丽亚对我们这个人数寥寥的代表团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得出，她是克格勃的人。飞机上的大多数乘客要么是苏联海军军官，要么是携家眷一道去共产主义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军事专家。大家都有一种创业的感觉。惟一两位其他国籍的人来自中国，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们就坐在我们前面，皮包带紧紧缠在手腕上，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脚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们一跃而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邮袋偷走。机舱后面空空如也，后排座位一律被拆掉。乘务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荷，确保有足够的燃料飞到8000英里以外的目的地。我们听后不禁松了口气。

飞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凭窗远眺，加拿大海岸线跃入眼帘。几小时后，我估摸着快到古巴了。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胡子，为抵达哈瓦那做准备。这时，我发现太阳的位置不大对头。强烈的气流使飞机剧烈摆动起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飞机一头向下扎去。只见大海迎面扑来！由于驾驶员并没有告诉我们飞机出现异常，我不禁一阵慌乱。这大概就是飞机失事前的瞬间感觉。转眼间，飞机在跑道上降落，飞旋的轮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我贴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现一行大字：欢迎光临肯尼迪国际机场！

所有的人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飞速地推测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燃料不够了？还是突遇险情，紧急迫降？或者是苏联驾驶员突然觉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们这些来自一个东欧国家谍报机构的使者本来是去帮助世界另一端孤立无援的盟友，结果却被抛入敌营心脏……美国。我一时全然不知所措。

发动机渐渐停止了转动。成串的警车飞驰而来，将飞机团团围住。警笛呜呜叫个不停。“真他妈的！”我旁边的人从牙缝里迸出一句。我们做好了警察冲上飞机的准备，可等了好久，不见一点动静。一连几小时，我们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里，如坠五里雾中。我紧张地推测各种可能性，没有一种能让人宽心。我们这个代表团的3名成员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护照，然而此时东德尚未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在美国境内没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帮助我们。我随身携有一个小文件袋，里面的文件显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多亏苏联民航对行李限制不严，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边过道上一个婴儿车的垫子下面。

此时，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把飞机团团围住。我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