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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记里写道：

米尔克不明白，我对政治上的升迁已无兴趣。一则这会给自己再系上一条绳索，限制了选择的自由。二则我们选出的权力机构徒有虚表，在里面干只会白白耗费精力。干吗还去当那个官呢？

我开始博览群书，对各种新观点以及对我国自称的“当今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批评敞开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着的《抵抗之美学》。魏斯在此书中夹叙夹议，回首往事的同时还剖析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后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为《三个人》的电影或写一部同名小说，讲述童年时代他在莫斯科与弗洛赫、维克托·菲舍尔和乔治·菲舍尔结下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30年后，4个人在美国再次重逢。康尼参加过苏联红军，日后成为着名电影导演，东德艺术学院院长。弗洛赫的父亲是着名德国共产党人，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此后弗洛赫返回德国定居。1939年德苏同盟破裂后，他参加了德国空军，对苏作战。战后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筑商。乔治是美军上尉，我猜测他也许与美国谍报机构有瓜葛。尽管3人信仰不同，经历迥异，冷战却未能熄灭他们内心对童年友情的怀念。

1980年康尼着手准备拍这部电影时已身患癌症，并于1982年3月病故。现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业。每天，我携带他的笔记和提纲来到办公室，一面记下我的读后感，一面四处查找资料。我很快感到，这项工作比继续干谍报这一行更有意义。以前发展新的间谍或策划谍报活动让我兴奋异常。如今只有埋头在这本书里时才有这种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接着康尼的剧本写下去。他们对此充满希望。对认识康尼的人来说，早日看到这本书乃是他们的一大心愿。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时间的紧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1983年初，我窥探到了华沙条约组织已病入膏盲的实情。隐藏在北约组织内的头号间谍鲁普设法搞到了一份北约分析东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报告。该报告对苏联体制的种种弱点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里清楚，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所做的分析相当准确。我同样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岗岩脑袋”……对现实不满的人送给我国年迈的领导人这一绰号……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变现状。形势似乎无可救药地一天天恶化下去。我情绪低落消沉，深感再干下去意思不大。

我将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见连同报告交给了米尔克。米尔克再通过克格勃头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转给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我们的这份“评论意见”既不能掩饰北约报告描绘的这幅黯淡图景，又不能显得我们在一旁看笑话。为了把握好调子，我找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手苦思冥想。

1983年2月，我利用访问莫斯科的机会告诉米尔克，我已开始考虑退休。那年我满60岁，米尔克75岁。我俩都该考虑找人接班的问题了。米尔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不肯退让。他沉吟了片刻后终于原则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诉我，具体退休时间要由他定。他已听说了我打算写完康尼开了一个头的《三个人》剧本，嘲讽地说：“哪有谍报首脑写剧本的！”不管怎样，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东德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透过国家安全部厚厚的围墙，开始在我们内部弥漫。国家安全部内有专供高级官员使用的桑拿浴室。在这里说话往往更随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洗桑拿浴时，他俩流露出对莫斯科和东柏林年迈迟钝的领导人极其失望，并透露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非晴空万里。契尔年科对昂纳克接近科尔的举动疑窦重重，担心西德人想培养一种泛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团结。1984年东德与苏联在莫斯科举行高峰会晤时，契尔年科警告昂纳克，这样搞下去最后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不要忘了，东德与西德发展关系时必须把苏联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