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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