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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止步，他们由是获得了免于追查的权利——第一，他们永远是正确的；第二，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参考第一条。帝王继位后各种大张旗鼓的祭天、祭祖活动，不过是对自身神圣性的强调。而异于常人的衣饰（龙袍）、座椅（龙椅）、生活用品（龙塌、御膳）等，不过是神圣性的日常彰现。

阉的技术史（5）

帝王们免于理性的追查，因而，他们只能被信仰，不能被质疑。遵从“王法”被视为理所应当——挑战天子的行为同时被视为对“天”的挑战，这显然是不自量力并大逆不道的。同时，这也是各种“替天行道”托词的来源：敌对双方谁代表正义？显然是代表“天”的那一方。而谁能代表“天”，这显然是一个对神圣性的争夺问题。两军开战前的誓师，不光有勉励将士的励志意义，还有宣告神圣性被己方占有的意义：这种庄严而宏大的宣告，使将士们沐浴在一种赫然降临的仪式感中，在神秘仪式感的鼓荡下，死亡变成了最大的快感，所以他们才会奋勇杀敌而不怕牺牲——这种宣告往往比“封妻荫子”的承诺有效得多。士兵们排成方阵，走向死亡……他们被一种神圣性完全规训了——作为一种统治方法，这种规训对市民社会仍然有效。

人类有某种神圣性需要：一个女孩会不厌其烦地问她的男朋友“你喜欢我什么”，她希望得到的回答不是“嘴巴”，不是“鼻子”，不是“身材”，甚至也不是“学识”、“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等等，她要的是一个“非具象”“非确指”的、超越使用价值与功利意义的答案——这个不为人知的答案显然能使她获得一种神圣性陶醉。“仙女般的”、“她是我的女神”等诸如此类的表达，除了含有“纯洁”“美丽”等意思外，显而易见还指向一种“神圣性”。

对神圣性的需要本身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让我们安分守己的同时，不断完成对世俗性的超越：长安城外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最大的梦想也许就是见到皇帝，因为皇帝能为他平淡无奇的生活赋予神圣性的光环。这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统治，因为那个农民显然清楚皇帝不喜欢捣乱分子。当我们开始了对日常的审察，最终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小企业主会在他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上某高级官员跟他的合影；一个痴情男子会随身携带他的“女神”赐予他的小物件……抛开“炫耀”“寄托相思”等通行意义上的解释，这难道没有“神圣性”的意味在里面？我们说，墙上的合影和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让他们沐浴在一种神圣性的光辉下。

神圣性跟禁忌相伴而生：弑君是不被允许的；墙上挂有合影的那位小企业主，生产劣质产品时总会心有惶惶；而那个痴情男子，终身也许都不会爱上其他女子……禁忌以权力的面目出现，它形成了统治的基础。而处于权力（神圣性/禁忌）中心的皇帝，自然也处在了话语中心：他的言行被记录，被传播，被效仿，被严格遵照和执行。他的意志就是全民的价值。如此，对皇帝的挑战就是对全民的挑战——逻辑地推断下来，“民者何也，是乃天也！”这显然是个陷阱，但能让我们处于一种被总体叙述（人民）的神圣性光辉中（人民喊“首长万岁”，首长喊“人民万岁”）。不过这种总体叙述也是积极性的，它直接催生了“国家凝聚力”“民族自豪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让民众具有了士兵的品质：顺从（对内），但又嗜血并同仇敌忾（对外）。

在这样的语境下，民众的不顺从其实可以看做是神圣性传递的失效——作为纠正，刑罚于是诞生。刑罚的标识功能给受罚者打上了耻辱的标记，并将他变成一个异类……“非我族类”“人人得而诛之”——这充分调动了民众的情绪，使受罚者处于一种“环形权力”的监督下，因而很快变得顺从起来。而酷刑对肉体的摧毁功能，则让反抗意识无所依附——公开执行的酷刑，则至少有这样两个意义：一是“以儆效尤”，让民众在酷刑观摩中，得到一种必然性的体认；二是在“同仇敌忾”（犯罪分子当然被视为敌人）的情景中，获得一种神圣性体尝——我仍然是民众的一分子，我仍然被总体叙述着……

在酷刑观摩中得到的“必然性体认”，即为恐吓的本质。“必然性体认”，通俗的说法就是“下场”。这里面暗含一个毫不含糊的条件等式：如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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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的技术史（6）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法律都带有恐吓性质——但我们说，恐吓仍然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力量，因为它让民众看到了“必然性”的意义。“必然性”还以一种更为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