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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洋人的红药丸，以致弄得皇上性情大变，狂躁怪异。北京的尼姑和尚道士相聚商议，准备联合外省的大庙大寺，集资买动李莲英给太后进言，请慈禧尽快制止皇帝的乱政。

康有为见变法遭到这么猛烈的反对，心中愤激忧闷。仅仅废一个八股，就招致了遍天下的骂声，这倒罢了，他们也只是骂骂，别无能为，但皇帝为下一道废八股的诏令，竟然往返再三，困难重重，最后得太后点头方才如愿。军机处为守旧派所把持，不打破他们的樊笼，变法就无法顺利进行。康有为考虑一番，就建议光绪下诏要求各省、或朝中官员推荐维新人才，然后将这些人才安排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名位不高，但可出力辅佐皇帝。

光绪喜道：“这办法好，这样一来，便可以撇开军机处那些顽固大臣了。我欲发诏，直接命章京拟旨便可，让那些顽固大臣形同虚设。”

康有为微笑，说：“对，大家都做小官，不易引起后党人物注意，但可以给皇上出大力办事。”光绪于是下诏，着令各地推荐维新人才。

诏令下发不久，两湖总督张之洞推荐了谭嗣同与杨锐，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了刘光弟和杨深秀。当然，其他地方大员也纷纷推荐人才，如直隶总督荣禄就推荐了好几名，但光绪只召见了张、陈推荐的四人，深感满意，便都安排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亲信对待，时人统称这四人为军机四卿。

康有为接连上折，请光绪下诏发展工商各业、废漕运、兴铁路、并奖励新技术、新发明，同时奏请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以领导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光绪全部准奏，就命军机四卿拟旨颁布施行。康有为又建议发展工商业先在上海试点，以绅商经元善为总办，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光绪也准奏，即刻下诏命经元善为上海商务局总办。

军机大臣刚毅、奕劻等被撇在了一边，一切诏令全由军机四卿奉命拟办，而康有为则是幕后的总军师。一批一批的诏书不断地发往全国，对政治、军事、农工商运输、财政教育等等进行全面的变革，连禁止妇女缠脚也下了诏书。

这时候，各地大员的思想接受不了啦。这些大员要么是满人亲贵，要么是读圣贤书的汉人，如今见皇上诏书的内容，几乎全是学西方列强的样子，他们的脑子哪能转过弯，大家过去都认为学洋人是“离经叛道”，现在西风东渐，学上一点半点也无所谓，但工商教育练兵财政等事全学洋人，这还了得！于是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一方面消极对抗，不执行新法，一方面大发牢骚，对新法抱怨攻击。

广东巡抚马丕瑶说：“圣贤之君，须守祖宗法度，怎可轻言变革！”湖北巡抚谭继洵说：“人为本，法为末，变法是舍本求末，能有什么用！”而河南的布政使额勒精额最为可笑，他坚决反对修铁路，说：“没有铁路，人民各司其业，多么好；没有铁路，洋人也难以到我们这儿来，三纲五常不乱，人民可享无穷的太平之乐。”他还反对发展海军，说：“洋人都生于海岛，如鱼龙，所以他们善于海战。中国人则生于陆地，如虎豹，虎豹哪能在海里打仗呀，所以发展海军就是胡闹。”

一时之间，各地都议论纷纷，连一直是帝党成员的大臣孙鼎芬也对变法深为忧虑，担心新政难以推行。但光绪皇帝毫不动摇，下严旨命各督抚大员推行新法，又命各省呈报新法的执行情况。有些省就呈报上来了，新法执行的有多有少，但都执行了一些，这其中以湖南执行得最好，巡抚陈宝箴将新法几乎一件不拉，不但按圣旨的要求全部施行，而且还别出心裁，额外搞了许多创举，例如仿西法创设警察局，当时叫保卫局，以维持城乡治安，让学兼中西的大儒时任按察使的黄遵宪兼任局长。陈宝箴手下还有熊希龄、江标、徐仁寿等官员，全是崇尚西学支持变法的，他们充当了湖南维新的干将，在陈宝箴的支持下，意气风发，将新政搞得有声有色，压得旧派人物如王先谦等喘不过气来。王先谦是湖南守旧派的领袖，对新派的得势恨得牙齿发痒，却毫无办法，只好咬牙等待机会。光绪就降旨对湖南新政大加表彰，令其他各省向湖南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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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泥沼满地艰如许　千古因循一变难（3）

不过，还有一些行省为旧派官员所把持，行新政多是敷衍，要上报执行情况难以措辞，便干脆拖着不报，经一再催促，有些省勉勉强强报了上来，其新政虽执行的不力，但多少也执行了一条两条，唯有两广之地，经一再催促，就是不报。原来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光绪变法的各种诏令全不理睬，只是我行我素，新政连一条也没有施行。光绪怒极，但这个谭钟麟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