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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说并不少见。如丘为的“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的“主人山门绿”等等，作为对古典诗歌有很深造诣的大诗人王安石来说，不应不知道这些常识，而且他自己还写过“除却春风沙际绿”的诗句。“绿”字的选用，原本不应当是多么玄妙的事情，甚至也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因而用了十数字才选定这个“绿”字，从情理上说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再者，在诗稿上圈去字时，竟然还注上“不好”两个字，似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既然已经圈去了，又何必特意多此一举地注上“不好”二字，好像故意要让外人知道他的思考过程似的。还有，被圈去的十多个词，都是常用的动词，类似的可列出几十甚至几百个，这样漫无目的的并不太复杂的选择，有什么必要一一都罗列在纸上呢？如此做作，倒实在有些像玩文字游戏了。臧克家说得好，这些字其实都各有千秋，像诗话说的那样，选来选去的，只能说明诗的笨拙罢了。但一般人谈到这个诗话，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从那么多的字里选择到这样一个字，实属罕见，显示了极强的非凡的炼字的功力。其实，像王安石那样的大诗人，怎么可能这么拙笨，为了一个并不稀罕的字，而罗列出那么多的平庸之字？细加推敲，可以看出这则诗话人为编造的痕迹，它极可能是说诗之人，为了显示诗眼的重要，而有意罗列出那么多的常见词来加以比较，以此来突出“绿”的诗眼的魅力。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一段令后人着迷的炼字故事便应运而生了。

应当说，在古典诗话中，类似的无稽之谈的所谓创作佳话，还是为数不少的，我们指出其中一些著名诗话的虚假来，只是为了使人们在把这些无稽的诗话当作文学的确凿史料来认真对待时，一定要慎而又慎。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些无稽的诗话本身，都有着非常美妙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史上已经成了不可抹煞的独立的文学存在，而且它对于古典诗歌的普及，对于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对于人们理解诗歌创作的三昧，

也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但分清其真伪，对于文学的科学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写作》1995年第3期　。　想看书来

《泊船瓜洲》感情基调辨析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这样评析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顾，……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谐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强化政治色彩来解析《泊船瓜洲》诗的诗意，是很有代表性的。但这样的解析，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处：诗人既想早日辞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于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辞官的想法，这二者犹如水火，是难以相容的。也有论者断言，诗人此次复出还政，可谓春风得意，大喜过望，那所谓的“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恋乡情绪，不过是虚晃一枪的矫情之词而已，是不可以认真对待的。“春风又绿江南岸”，骨子里说的是对皇恩的感激，是对新法实施前景的乐观描绘，是诗人内心的还朝施政喜悦的移情于景，诗的感情基调是欢快的，乐观的。

上述两论，是历来解读《泊船瓜洲》诗的论点中最具代表性的，但把该诗作为政治抒情诗来解读，是既不符合诗人作诗时特定的际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诗作自身建构的艺术形象的内蕴的。《泊船瓜洲》应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它的感情基调应是忧郁伤感的，是毫无轻松、喜悦、乐观的色彩可言的。

诗人写作此诗时，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几年来，围绕着新法旧法，朝廷上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艰难。因而本来就有些消极思想的王安石，在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罢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对从政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罢官期间，他曾写下了许多描绘自然风光、抒写闲情逸趣的诗作。对于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两次辞官而未获准。因而他这次的上任，从心情上说，是十分勉强的。而在他上任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