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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因篇佳而名”的创作现象在古典诗词中虽未受到注意，其实并不鲜见，初唐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也属此例。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诗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句其实并非陈子昂首创，而是对晋宋间已有熟语的沿用。据唐本事诗《嘲戏》载，南北朝时的宋武帝，一次在吟谢庄《月赋》时，曾称叹良久说：“希逸之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谓“二字说明它已是时人熟知的俗语了。陈子昂的一首四句的诗竟有两句是取自广为人知的熟语，似乎独创的价值不大，所以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编《陈子昂文集》时也未收录此诗。但有如此半篇“抄袭”之嫌的短诗，却能成为陈子昂流传最广的名篇，倾倒历代读者，原因就在“句因篇佳而名”。此佳句作熟语时，意义仅在“独此一个”，而一旦写进陈子昂的诗里，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相联袂，言简而意深，原句的内涵得到了质的扩展。陈子昂在这首诗里，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知音难求的孤独悲伤的心境，而这样的孤独忧患的心境，又常常为历代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所共有，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得到了历代人的激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一句原本平淡无奇的熟语，遂因篇佳而名，成为千古绝唱。

其实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不仅“句因篇佳而名”，字词也可以因篇佳而名。宋代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被誉为炼字的千古佳话，以至人们大都以为“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是王安石的首创。其实“绿”的形容词作动词用并非王安石的首创，前人已多有用之。如丘为有诗“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有诗“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有诗“主人山门绿”……而王安石的“绿”字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将前人的炼字之功归于已有，这除了那段广为流传的炼字佳话起了舆论宣传作用外，更主要的是王安石整篇诗较前人的那些作品更为优秀。前人的那些作品大都为写景而写景，内容空泛，缺乏深意，因而鲜为人知，连一般的古诗选本都不选录。而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伤时感世，乡情真挚感人，更具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所以“绿”字到了他的笔下，尽管是袭用前人，但也熠熠闪光，传达出前人的诗作所难有的艺术魅力。

“句因篇佳而名”与“篇因句佳而名”一样，也是古典诗歌创作的一个规律，它在古典诗论的研究中，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写作》1995年第11期

刘兰芝焦仲卿怎样离开焦家

汉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写到刘兰芝被休回娘家，焦仲卿回府时，对于二人是一路同行，还是一先一后分开而行的细节，交代的似有些语焉不详：“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从字面上看，这一“前”一“后”是前后相随、一起结伴而行，还是一先行，一后走，两人分开而行的，意思实在不大明确。而不同的离家形式，对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划，以及主题的表现，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当把这首叙事长诗改编成其他艺术样式时，就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了。

在常见的古诗选本以及大中教材中，因为词意的浅显，对“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是不加注释的，但在分析上，却都是当作二人同行来理解的。有些古诗选本的插图以及连环画之类，画的都是二人同时上路的。而译诗也都译为二人同行，如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名诗今译》，就将此译为“仲卿骑马走在前，兰芝坐车跟在后”。再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古诗文注析译》，也将此译为“焦仲卿骑着马在前面走，刘兰芝坐的车子跟在后头”。一个“跟”字，点明了二人是同时上路，结伴而行的。但把二人离开焦家，理解为同时而行，到了大道口才分别，至少有三点不妥：

首先，它与下面接着写到的“俱会大道口”相矛盾。“俱会”就是别后相会之意，那些古诗的译文也是把“俱会”当作“相会”来翻译的。但如果二人不是分开先后而行，而是结伴同行的，那也就不存在大道口的别后相会了。其次，那专横无理、滥施淫威的婆婆，也绝不可能会允许他们二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出双入对，结对而行的，而她要做到这一点，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