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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提干、招工和上大学的干部子女达数十万人。

其次是有关系有门路的人，他们动用社会关系的手段，通过种种渠道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边疆弄回城里来。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他们的孩子因此跳出农村，从此一家人团聚，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算得上一个很高的幸福指标。

还有不少知青，不靠父母家庭，通过自己奋斗，在广阔天地里积极进取，成为出类拔萃的青年。他们也成功了，被推荐招工招干参军上学。他们离开农村边疆的时候也留下一片辛勤的汗水，相信那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知青，主要是通过交换手段，有物质的，有肉体的，还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付出许多，才达到离开农村边疆的目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化是腐蚀剂，它消解了知青曾经拥有的英雄主义豪情。分化如同裂缝，那么这道城墙还能站立多久呢？北大荒一个女知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人人都在谈论回城，那些不辞而别的人仿佛提醒我们，赶快打主意吧，否则就等着在农村腐烂吧。那时候一个知青回城就会牵动一大片人的神经，回城是一种传染病，它让我们没有后门的人感到悲伤和绝望。

一个名字叫作郑云川的知青愤愤地质问道：都是下乡知青，同样接受再教育，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政策之上回城？而我们就该一辈子留在农村？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一个骗局，还是对上山下乡的嘲弄？

还有人说：既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掌权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乡下来呢？当知青是响应号召，还是对平民子女的惩罚？……

……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3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渠道离开边疆的知青就达上万人。

2、刘义

2000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场。

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T恤，个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砺，给人坚硬的感觉，像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