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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恶毒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独立王国’，胡说我们干部已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同日又一篇《没有调查研究》的大字报，污蔑基层干部像国民党的特务，借汇报坑害群众，上级又靠汇报批判群众。12月19日一篇《敢说话吃大亏》的大字报，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右”派分子是不懂得‘关嘴胜过关门’的道理，才落得悲惨的下场。最恶毒的是12月24日写了《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大字报有意贴在校长办公室前面的墙上。说什么‘辩来辩去总是共产党“正”，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充分，最后拿立场一压，就盖棺论定，容不得你再申辩’。还说什么‘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就象国民党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

我不禁大吃一惊，对于当时大字报的日期和内容，他记得如此清楚，这不是早就记上账了吗？但是不是我的原话，有没有断章取义，我也糊里糊涂。当时是即想、即写、即贴，连个底稿也没留，关心的是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符合写论说文的要求，有时为了写文章的需要也凭空捏造一点，这哪里就代表着我“一系列反动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

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时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amp；#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胸部猛烈地撞击。但是理智和那种场面告诉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学的发言出于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个意见，为什么把‘交心’也贴出来？不是说要保密吗？”是呀！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求所有团员要向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没有对任何人提过。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

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当时指被*的反革命家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