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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在上学路上，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仍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

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脑过”的想法，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为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转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

看来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专制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我感到孤零无助，不知何处是尽头，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这段折翼人生，对一个有志青年的打击是一生都抹不掉的。当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如果平等竞争，大家毫无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种以所谓“政治条件”为前提的选取法，太伤人心了。人为地把青年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进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杀在土壤里的幼苗，比起被摧残的花朵，更加可怜兮兮，他们连一个成长的机会都没有。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五、人生摧残——遭遇“开除”（1）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阳光照不到的屋檐下钻进飞出，吱吱地叫着，墙头的小草还没有从冷凛的哆嗦中伸直腰来，转眼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天气，才几时它又要枯黄。阳光也不知何时又跑到南边的墙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阴凉里喜耍了。1958年我经历过的就跟季节的变化一样，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那灿烂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

“一向驶顺风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遇过风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书”上写下这一句。

我开始想，“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