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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待人接物都做到和善可亲，真诚相处，热情帮助，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虚假和欺骗；认定是真理，又是那样坚决不挠。如对胞妹浦月婚姻问题，巧妙地说服了他父母的包办；对于与袁震同志的结合，虽遭到母亲和亲朋的反对，但他坚定不移地以友谊为重，冲破重重阻碍，还是和袁震结为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旧社会里是不容易办到的。这些高尚的品德，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他的*思想和进步倾向也不是一朝而起的，在青少年时期已有萌芽：早年和我的舅舅吴璋（他是很早的共产党员，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是亲密朋友，曾由吴晗介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日常共事和生活当中，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和对*与进步的要求上，都有共同的理想。

吴晗和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很能说明吴晗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的思想作风，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价值。我在家乡空闲时曾把它装订成册，并保存有几帧照像，无奈在“*”中当做那帮人的“宝贵的罪证”，连同我父亲一切遗物遗像都一股脑儿焚毁，一无所存了。

青少年时期我和吴晗相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严谨治学，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正直不阿，苦学成名的学者。后来，他由一个爱国的*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戏剧我都有时间欣赏过；这是吴晗的历史研究和艺术结合，正是他的光辉成就，亲朋之间是喜悦的。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这是一场文字之冤。

庆幸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以师兄弟加朋友的情谊，如实反映一些吴晗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点滴事迹，以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1）

吴晗同志被“四人帮”*致死已经15年了。每一念及这一千古奇冤，辄悲愤填膺，不能自已。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与我同乡、同学、同庚，后又一同参加*同盟，从事*运动。许多同志常戏说我们两人有“四同”之雅。我们都生于1909年农历八月，他仅长我十多天。我是浙江武义人，他是义乌人，同属浙江金华府治。当时浙江教育落后，县城连一座中学都没有。只有府城才有一座中学与一所师范。金华旧辖八县，即金华、兰谿、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汤溪。金华为府城所在，设有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第七师范各一所。1921年我在武义壶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去金华投考七中，春晗也是这一年考入七中的。同班中以我们两人年龄为最幼，还不满12周岁。我们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受了旧社会结拜兄弟的思想影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结为金兰之好。春晗天赋过人，一目十行，从幼有神童之目。12岁就学会写旧体诗。我们都自恃天资高，不认真听课，整天偷看古典小说。当时金华有一家世界书局，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野叟曝言》等等，这些小说印刷恶劣，字体细小，极伤目力，因此我们两人都变成了近视眼。我13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七中读了一年，我因家庭经济关系，次年就转入第七师范（当时师范免交学杂费，膳费公家补助一半）。吴晗仍在七中上学。我转学以后，我们比较疏远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出外喝酒赌博，深夜返校，越墙而入，被学校记过多次，只因碍于他父亲的情面，未被开除。1926年我七师毕业后，来北京上学，考入北京大学。我与春晗不通音讯，约有五六年之久。

1931年8月间，我忽然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有“吴春晗”其人。我就写一信去问他，是不是金华七中的吴春晗，并告诉他我住在北大西斋。春晗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从清华跑到城里来看我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家驹，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已经完全改过了，只是现在香烟还没有戒掉。”我说：“改过就好，抽烟算不了什么。”他告诉我七中毕业后的生活经过，从此我们又来往如初。他来北京是胡适的关系。胡适原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春晗曾在中国公学上过学。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想转学入燕京大学，因英文成绩是C，燕大不同意他转学，于是就在燕大图书馆当临时工。他原来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因为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一说是考数学的，吴晗还是考了零分，但清华鉴于他文史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