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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成问题。《札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郑玄注：“时节其中。”孔颖达疏：“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这里是说他的学习还未达到“随时节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处世治事之道，都称之为“学”，不一定指读书。他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说：“示悉。承教‘时中’译文，甚是。这是我的疏忽，当在出集子时改正。谢谢。一隔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温旧谊，极喜。以后盼多指教。”过了几年，我有一次又给他去信。那是我在1963年春做胃切除手术后在小汤山疗养的时候。我在病房无事，就翻阅他所赠的《学习集》。我发现引文有问题，就写信给他，大意说：大作《〈敕勒川〉歌唱者家族的命运》一文中，引斛律金的话“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论，这是错误的。鸟飞戾天，猎者仰射，着箭处应在胸部，不在背上。就训诂而言，《北史》和《北齐书》的《斛律金传》中都说：“光（即明月）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其中所引斛律金的话皆为“明月必背上着箭”。虽未确说是禽或兽，但猎人骑在马上射兽，中箭处为背脊而非胸部。“丽龟”一辞，出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射麋丽龟”，孔颖达疏曰：“丽为着之义。龟之形，背高而前后下，此射麋丽龟，谓著其高处。”鸟背并无龟形隆起，可见此乃指兽无疑。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他回信说：“承指出背上着箭是指的野兽而非飞鸟，甚是。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个半个渔猎社会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后，请你吃一次小馆子，吹吹牛，如何？”实则我不仅不会打猎，并且也没有钓过鱼。他不仅虚夸了我，后来还真的请我吃一次馆子。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我已出了疗养院，恢复上班。5月间，石榴花正盛开。他在北海庆霄楼召集修改杨图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商谈抽出有关北京城的几幅历史地图，另编一集。我不是杨图编委，但这次承他约我参加，会后在仿膳饭庄吃了一顿。谁知道后来“四人帮”*他时，竟把这次会议叫做“庆霄楼事件”，说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阴谋搞政变。这是他的几大罪状之一，同时也牵涉了我，说我参与了这件反革命阴谋。谁叫你嘴馋，这是活该！当时某单位还特别派人三番两次来外调，要我写材料。那位外调人员指着他皮包里的文件说：吴晗都已经交代了。他交代的材料就在这里。我说：“他既已交代了，那就解决问题了。我确实不知底细，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既然是阴谋，难道人家还会在公开会议上宣扬吗？”他瞪着眼骂了我一顿，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真是有口难分。但是他们也没有如愿以偿，没有获得假证明。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6）

吴晗同志于1959年年底动笔试写京戏《海瑞罢官》，写完修改后曾经上演。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他的黑文后，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开始了，到12月底就逐渐展开。听说吴晗同志最初还很自信，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曾忿忿地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后来被迫写自我批判，在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虽承认“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他仍以为通过这次的批评和讨论，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可以提高学术水平。文章用大量的篇幅来考证退田、除霸、修吴淞江等的史事。有人以为吴晗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实则他始终是个文人、学者，书生气很重。中年以后他喜欢谈政治，后来又投笔从政，但是并不懂得政治。有人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直刺*、“四人帮”祸国殃民，刚正不阿，致遭毒手。实则1959年年底他着手写这本戏时，*刚取代彭德怀同志当上国防部长，劣绩未显，“四人帮”则还未登台操权作孽，而且吴晗同志曾多次声明，这戏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刚毅精神，并没有隐射讽刺任何人物。我是相信他的话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借《海瑞罢官》以掀起批判运动，打开一个缺口，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党中央许多革命老前辈。吴晗同志和别的千千万万的无辜受害的好人一样，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

1966年5月间，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已入高潮，并且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中另一位健将邓拓同志。有一天，向达同志进城开会，会后和我一起到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餐。他对我说：“辰伯真害人不浅！他写了一本戏，害得我好几次远道来城里参加批判会。”又问我去过老吴的副市长“官邸”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去过。他叹口气说：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