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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总看了信很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干预外事”。

陈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吴晗同志是鼎鼎大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友谊很深。陈郁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吴晗经常邀我们一起去玩，他们谈笑风生，诙谐融洽，情同手足。我打趣他们说，你们两位是不是算得上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典型？！吴晗风趣地说，他这个工农分子留过学、当过技师，知识化了。可惜我这个知识分子还没有彻底工农化！

1969年，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六个月！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言之令人泣下！

吴晗和袁震在恋爱、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吴晗、袁震夫妇与前人相比，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

（原载《羊城晚报》1982年9月11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1）

七七事变，我离开北平，间关南下。9月初，自香港乘船趋海防，取道河口回滇。9月，在北国已经是凉秋了，可是南海上还炎热得很。我坐的又是炼狱似的“统舱”，更令人难耐。因此，一上船安顿好床位，我就带着一壶水和在香港买的一册英国小说到甲板上去。我正在看书看得入神，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驻足停下。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个儿修长，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穿一件白绸大褂的斯文人。他见我看他，就把我手中的书接过去翻了一下，和我谈起话来。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学生，是不是学文学的。我回答我是学历史的。他就说：“这船上有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你认识吗？”我说：“我读过吴先生的文章，多次听到师友谈及他，却没有见过。”他接着说：“你要不要见见吴先生？要见，跟我去。”我早就想一见吴先生，于是跟了他到二等舱去。这位热情而和蔼的先生，原来是文学家施蛰存先生。

舱房里，像今天火车上的“包房”那样，有两张窄窄的床。辰伯师正坐在一张床上，看着一本书。施先生一进门就说：“吴先生，这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回云南去的。我带他来看你。”辰伯师放下书，望了我一眼，笑容可掬地让我坐下，开始和我谈话。

我过去从他那老练的论文中把他想象为一位年纪并不很轻的学者，可是一见面，原来还是一个青年呢。他那时才29岁，只比我长6岁。我像往常对老师那样，敬谨地面向他坐着，问什么答什么。可是他热情似火，才一相接，就令我强烈地感到，他是那么爽朗，那么和蔼，很快就消除了我的拘束，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从这时起，一直到昆明，我总是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和施先生是应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到云大文史系去任教的。七七事变前已接受了聘书，因战争交通梗阻，所以延至此时才去昆明。关于熊先生出掌云大之事，我已经知道。这学校原是唐继尧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师资不足，规模很小。滇中人士多年来呼吁整顿扩充。这一年，龙云、龚自知等决定把它改为省立云南大学，聘熊先生为校长，一切按照外地国立大学办理。熊先生受命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遴选了许多学者，聘为教授。辰伯师、施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辰伯师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因熊先生坚约，清华大学同意让辰伯师请假到云大去，所以在这船上和我邂逅相遇。

辰伯师很健谈，又精力充沛。几天的旅程中，他一直娓娓而谈，诲我不倦。记得，最先谈的是战局。我告诉他我所目击的日寇进入北平的情景。他听后愤慨无已，激昂地说：“哼！东北沦陷，不抵抗；华北特殊化，仍不抵抗。日寇节节进逼，没有止境。看来，南京、武汉也将为北平之续。蒋介石只顾打内战，不管民族存亡，至有今日。”接着，他引古证今，纵谈起历史来。大意是，从历史上看，以弱御强，只有武装民众一法。当他谈到宋朝的时候，卒然问我：“你知道宗泽吗？”我说：“知道一点，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看到他守汴的事迹。”他又问：“你知道他是哪里人？”我说：“不知道。”然后他说：“宗泽是浙江义乌人，和我是同乡。他之所以能抗击金兵，坚守汴梁，原因就在于他联合并领导广大义军。宋朝的禁军那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只有义军才能抵抗。”于是他讲了许多故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