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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而且涨风越刮越厉害。在这样情况下，西南联大教授们也捉襟见肘，日子越过越紧。吴先生原住白果巷，独门独院，比较宽敞，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称，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联大附近的文林街西仓坡居住。他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气候凉爽，有四季如春之称。吴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夹大衣，手提竹筐上街买菜。一些熟人看到他为生活琐事操劳，浪费宝贵时间，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认为他身为教授，自己买油打醋，有失体统。吴先生对这样的冷言冷语，充耳不闻。我们知道，抗战前大学教授待遇优厚，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其中有些人养尊处优，与世隔绝：不了解民间疾苦。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迅速下降，仿佛从云端落到尘世。他们同群众相处久了，呼吸相通，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接触到时代的脉搏，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去。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介石国民党，压力就随之而来。他愤愤地说，他们愈不让我讲话，我就愈要讲，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吴先生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目击时艰，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祖国的前途，从争*、反*出发，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旧中国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

丁名楠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2）

1943年，我从历史系毕业了，对外国史、特别欧洲中古史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深造的机会，于是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津贴实在少得可怜，连最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绍我去黄土坡中法中学兼课教地理，一面进修研究生的课程。这样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学习时间也不少。研究生修业期限一般为两年，我教了一年多的书，专业书读得不多，毕业论文连题目也没有定下来，心里很着急。一天遇见吴晗先生，他说：你搬进城来，回学校住吧。西南文献研究室刚成立，正需要人。那里报酬不多，但任务也不重，主要是搜集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资料，访问一些躬与其事的老人，笔录他们的讲话，不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安心读书。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内，唐继尧的墓就在那里，主人唐筱蓂是唐继尧的儿子。他特地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确是美极了。吴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员除我外，还有一位联大学生。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几位参加护国运动的当事人。他们年龄较大，但很热情。主要由于我们对云南地方历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资参考的护国运动的资料书，既然自己没有研究，当然对被访者提不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口述历史，有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有的又过于繁琐。对他们提供的口头材料，我们无法核实，难以辨别真伪，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心里感到不安。但吴晗先生并不介意，仍然鼓励我们继续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其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日本投降后，吴先生离开昆明，西南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吴晗先生去世时，年才60岁。他身体素来很壮健，工作热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一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江青一伙尽管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吴晗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里，那些残害他致死的恶魔将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