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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讲课不发讲义，又不是按某一本书讲的。学生必须要认真听课，做笔记，否则考试时就难以应对。吴先生打分还特别严，1943年暑假前公布学年考试成绩时，我得了最高分，才76分；最低的是一位热心搞创作的同学，他上课时常常心有旁骛，结果只得了12分。这是吴先生严厉的一面，因为他要求学生从一开始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吴先生对学生又十分关爱，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1944年，我的中学同学，在联大读经济系的倪代新（解放后改名李朋）休学到云南西畴县中学教书，因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被当地的国民党第五军特工人员逮捕。幸亏他在狱中托一位被释放人员带出一封信寄给同学，我们才知道他被捕了。为了营救倪代新，我们打听到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国民党驻滇高级将领关麟征是陕西同乡，据说关还十分尊敬张先生。于是我们决定去求张先生设法营救，可我们与张先生不熟，怎么办呢？这时想到吴晗先生，就去求他为我们引见。那天已是晚九点多钟，昆明冬天的夜晚也还相当冷。听了我们的要求，吴先生立即起身与我们一同走到唐家花园张先生家，说明来意后，张先生当场就给关麟征写信，要他转请第五军放人，信的言词恳切，大义凛然。这封信寄出不久，倪代新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脱。虽然最终不知道那封信发挥了什么作用，但吴先生、张先生爱护进步青年学生的深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

胡邦定　馨香祝嘏哭晗师（2）

另一件事是1946年4月初，联大即将结束，四年级的同学为毕业出路问题而忙碌，其他同学也多在考虑如何北上，如何回家探亲之类。总之，人心有点散。学生自治会为了给大家鼓劲，决定最后办一次演讲会，请一位老师来主讲。我们先后找了几位老师，有的说心脏不好，有时还摸不到脉搏，演讲容易激动，谢绝了；有一位将要访美的教授，说忙于办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难于承担这项任务。找到吴先生，尽管他忙着离开昆明为妻子治病的事，但还是慨然应允了。他向大家说：联大就要结束了，但联大的精神，不能也不会结束；北上复员以后，大家的责任还很重。他相信即将去北大、清华、南开的同学，一定会和在联大时一样，为发扬“五四”的*科学精神而继续奋斗。这次演讲会虽然到的人不太多。吴先生充满热情的讲话，还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和吴先生的另一次接触是在1947年，我和联大经济系的杨邦琪（李定）在北大毕业后，同时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这年冬天，我们一同到北平清华园西院12号拜访吴先生，并以两筒美国烟斗丝为贽。看见我们去了，吴先生很高兴。谈话中殷殷以国事和我们的所见所闻见询，他自己也谈了对时局和战争前景的一些看法。看得出来，吴先生这时的政治热情更高，也更深沉了。那天我们上午10点多钟到吴先生家，看到身体日渐康复的袁震师母，我们都很高兴，她还留我们吃午饭，下午两点多钟才告辞。这是我个人与吴先生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1948年9月，吴先生去了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在北京工作很忙，就没有再作私人拜访了。

1956年《大公报》迁京出版。吴先生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我们曾请他到报社作了一次演讲，讲话中心是治史与新闻工作。他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今后的历史。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讲治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做新闻工作又何独不然？没有才、学、识，哪能作好新闻报道，写好评论文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史德，即立场问题、为谁服务问题……引经据典，生动感人。他的讲话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即厚积薄发，浑朴自然。只有学力很高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看起来似乎随便讲讲的道理和例证，细细思量，才感到是十分贴切而周延的。记得在休息的时候，我说读史书对锻炼新闻写作简练也很有帮助。吴先生接着说，中国文字最言简意赅的还是诗，短短二十几个字，就蕴涵很丰富的内容；因此要搞好新闻写作，不仅要读史，还要读诗，读大量文学名著，这应该是记者的基本功之一。吴先生这次演讲记录，我们曾把它登在《大公报》的内部刊物《大公报人》上。可惜经过“*”，这些资料都再也找不到了。

以上是我和晗师交往的几件往事。这以后，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又反右倾，接着三年经济困难，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直至“*”，真是国无宁日；我和吴先生就再没有联系了。只知道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同盟北京市的主委，积极响应号召，说了一些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