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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还没有把问题的实质点破。我们的主张，得到常委会多数的同意。后来，又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闻一多同志兼管*周刊社，原来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由吴晗同志负责，主要是和民青联系。1946年夏，吴晗同志离开昆明，与民青联系的任务由我负责。民盟与民青还合办了一个地下印刷所，过去是由吴晗单线联系的，在他离昆明前也交我联系，并陪我亲自去看过那地方，规模相当小，只有一部四开印刷机。在当时工作条件日益困难的情形下，有这样一个不受反动派控制、专为进步宣传工作服务的小印刷所也很不错了。

和吴晗同志在昆明共同工作这几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热情、爽朗、有组织能力、善于联系群众、原则性强，接受党的领导不含糊。在后期历次重要的群众运动中，他和闻一多同志配合得很好。1946年秋，我被国民党政府驱逐离开云南时，吴晗同志已先期赴上海转北平。此后，我们大约两年没有联系。1948年我在香港，得知他在北平与刘清扬等同志建立了民盟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以后北平成立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2年，我从西南回到北京，与在中央*工作和居住的妻儿团聚。不久，我就到北京农大教书去了。有一天，吴晗同志用车接我和陈端仪同志去他家吃饭。我和他谈了不想再搞*党派工作的想法。我说：“辰伯（吴晗字），你知道，解放前我全力以赴搞民盟工作，是不得不搞，我连做教书匠的权利都被国民党剥夺了，没有出路。那时候，你我处境再艰险也要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全国解放了，*党派和我们这些教书匠也得到解放了。我可以在没有反动派控制的、自己的学校里做自己心爱的教育工作。”辰伯理解我的心情，但不赞成我完全不过问*党派的活动。他希望我抽业余时间写些文章，帮助搞好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工作；并说，市委决定要陈端仪同志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北京盟讯》发表我的一篇《论当前教育工作要面向社会主义前途，着手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读者中间有过不同的反应。当时，“新*主义长期论”在许多人认识上还起着主导作用，认为我的观点脱离实际，问题提得过早。宣传部副部长陈鼎文告诉我，吴晗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在同志们中间称赞文章写得好，思想敏锐。吴晗同志对老朋友的诚笃情谊实可称道。然而我毕竟有负他的厚望，连后来他接办的《新建设》杂志，要我任主编也都辞谢了，改由陶大镛同志负责，我只承担一个编委的名义。我的社会活动渐多，学校的教学任务也逐渐加重，感到时间不够用。1953年召开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被连选为中央委员，又先后被选任中央组织部及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职务，时间就更不够用了，只好辞了市里的工作。1958年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晗同志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仍兼北京市主委，但很少见他参加民盟中央的会议，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确实吴晗同志在市政府的工作就已够忙的，首都的文教建设百废待兴，任务很大。但我看他搞得很从容，除了市政府及民盟工作外，还担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他组织人力编写出版大批中外历史小丛书，承他赠我许多册，可惜后来全都散失了。他治学甚为勤谨，多年积下所写札记甚多，其中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有关我国明代史实的重要史料即达80本，已由中华书局印行。此类资料及其他未发表的手稿还有不少，不知下落如何。吴晗同志在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后来曾送请毛主席审阅过，他按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事件的观点及史实上作了认真修改才发表。在他逝世前数年间，大体每年要出一本书。我问他工作如此忙，写作如此多，时间从哪里来？他说他的办法就是挤零碎时间写，利用失眠时间写，要等有比较宽裕时间来写作，就什么也搞不成，自己没有这个条件。

冯素陶　怀念吴晗（4）

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先后工作了七八年，心情颇为愉快。1958年，中央*部和民盟中央要我到山西工作，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拟接受这个任务，部里同志鼓励我，由于工作需要还是非去不可。后来吴晗同志告诉我，要我到山西工作的事，事先他不知道，如知道他也是不赞成的。

1963年，我受山西省政协、民盟省委、山西大学等五单位的委托，邀请吴晗同志到山西讲学。他应邀在太原作过两次关于武则天及其他问题的学术演讲；在山西太谷农学院讲过一次；应大同市委的邀请在大同作过一次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每次讲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