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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活做一样。

黄鑫龙这样做当然对集团公司有利，但是对边防局不利，因为边防局把地交给新天地集团了，并且被新天地集团围起来了，到处在开工，到处是工地，却始终也见不到按合同兑现的房产。刚开始，这些保卫边防的人民卫士对日新月异的经济活动方式不懂，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被黄鑫龙唬住了，可后来有一阵子国家允许部队系统和公安系统办公司，许多部队都成立了专门的企业局，部队企业局的领导不抓军事，专抓经济，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发现了其中的毛腻，就对集团公司的做法有意见，对黄鑫龙本人有意见。于是，那天黄鑫龙来向边防局有关领导拜年的时候，支队长就对他没有好脸色，说话也不够客气，搞得黄鑫龙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多少有些下不来台。而吴晓春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张口喊黄鑫龙“主席”的。

其实，吴晓春早就想喊黄鑫龙主席，但一直没有机会，平常连单独与黄鑫龙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哪里能有机会喊“主席”？这次机会，当然是等来的，但更是吴晓春努力争取来的。

首先，吴晓春留在深圳过年。他知道黄鑫龙在深圳过年，而且知道集团总部大部分员工都回内地过年，比如李惟诚就带着全家回天津过年了，这样，留在深圳的吴晓春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可能性就大增。其次，他尽量多值班，只有多值班，才能进一步增大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机会，因为吴晓春相信，春节期间老板肯定要来公司看望值班人员的。第三，一旦获得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机会，他就一定要有所作为，目的只有一个，引起黄鑫龙的注意，给黄鑫龙留下深刻印象，最好还能留下活扣，使下次单独见老板还有理由。为达此目的，吴晓春设想了好几种可能性，并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景做相应的反应。称黄鑫龙主席就是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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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25）

吴晓春认为黄鑫龙本来就是“主席”，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嘛。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喊黄鑫龙主席，而喊黄鑫龙老板，而现在连公司门口开报摊的都可以称“老板”，喊黄鑫龙老板不是对他的一种贬低吗？吴晓春将心比心，相信黄鑫龙也一定希望别人喊他主席，而不希望被人称做老板，只不过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么说罢了。

吴晓春做这样的判断也不是想当然。通过仔细观察，他已经看出黄鑫龙脑子里有帝王思想，别的不说，单说黄鑫龙的大班台上，插着一对小旗子，一面是国旗，另一面是党旗，他黄鑫龙连党员都不是，桌子上插党旗是什么意思？不用说，一定是拜会党政领导的时候看见别人是这么做的，他也学着做。吴晓春由此判断，虽然新天地公司是一个公众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上市公司，企业的性质与国营扯不上关系，但黄鑫龙骨子里还是希望自己和同等规模的国营大型企业领导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说白了，还是希望自己也是“官”，最好还是大官。在这种情况下，被部下称为“主席”不是比称做“老板”更受用吗？

吴晓春还联想到自己的一个同学，曾经是国家航空总局的一名副处长，一直对自己处长前面的“副”字耿耿于怀，但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有把“副”字去掉，后来，逮到一个机会到某边远省份组建一家航空公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公司下属的各部门全部都叫处，这样，每次对“处长”们训话的时候，都能找到自己作为“司局级”领导的感觉。吴晓春因此认为，帝王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许多中国人大脑里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有机会，就会开花结果。黄鑫龙刚刚担任公司负责人的时候，还不具备开花结果的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不让绽放肯定难受。所以，吴晓春相信由他带头改变对黄鑫龙的称呼，一定能引起黄鑫龙的注意和好感。

那天本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不错，自从黄鑫龙成了“主席”之后，不知道是从安全考虑还是从派头考虑，从来不单独出门，每次外出，一定前呼后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呼拥行列的，比如吴晓春，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像这样黄鑫龙到边防局搞团拜，集团公司办公室下面有专门的公关部，由公关部负责与对方联系，并派遣俊男靓女前呼后拥一同前往，假如黄鑫龙觉得这些俊男靓女分量不够，需要带上几个年纪大一些的级别高一些的，那也通常是总裁副总裁或李惟诚这样级别的高管陪同前往，而绝对不会轮到吴晓春头上。事实上，那天吴晓春也确实没有资格跟随黄鑫龙一起去，而是继续留在集团总部值班。但是，黄鑫龙一行刚刚走，吴晓春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可能要来公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