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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资治通鉴》上说公叔深知商鞅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只是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就重病不起。这个说法，我觉得有待商榷。从吴起事件上，我们对可以对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这个人应该不会允许一个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头上。而从后来卫鞅在秦国干得那些事，足以证明，卫鞅是有潜力爬到公叔座的头上去的，并且只要给了卫鞅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在权力的道路上，卫鞅同样不是善类。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向当时的魏惠王推荐商鞅。
第一，这会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负义，一旦与权力沾上边，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说一个外人。如果让卫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让自己少了个得力干将。对于卫鞅的才干，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吧。这样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团中，有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出谋划策，没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说个笑话解解闷，多有意思啊——聪明人拍马屁总是拍得不显山不露水，既让你舒坦了，又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两朝任国相，是一个政治老油条，当然深知这些，因此他只有在临死前，才可能给卫鞅出头的机会。当公叔座病重之时，他和魏惠王有过一番关于商鞅的交谈。
在叙述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叙一段内容。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公叔座所任的两届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称呼是有差别的。前者称作侯，后者称作王。在那个讲究血统身份的时代，这种称呼的变化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后，分封天下诸侯，各诸侯国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每个诸侯国内部又有卿、大夫、士三个级别。《孟子&；#8226；万章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各诸侯国的首脑是不可以称王的，他们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称呼，比如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过的魏文侯等。从权力和地位上来说，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礼节上则有差别。当然了，我们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并存的，总有那么一些人比较的有个性。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的称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难怪至秦国统一六国，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么魏武侯到魏惠王的变化是怎么产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韩、赵三国正式接管了晋国的江山，这家股份制公司被彻底瓦解，晋静公被废，晋国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为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和公中缓争位，国家陷入大乱。韩赵两国趁机落井下石，攻打魏国。然而在最后的决战中，赵成侯和韩懿侯的意见相左。赵成侯认为应该杀死魏，立公中缓为国君，这样就可以割地赔款，大大的捞一笔。而韩懿侯则想得更为长远，他认为应该让魏和公中缓各领魏国半壁江山，从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对两国产生威胁，用心极为歹毒。最终两人搭不成协议，各自领兵回国，无功而返。
魏乘这个机会杀死了公中缓，即位为君，是为魏惠王。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储君的重要性。不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未来领导人的培养和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权力，这个东西就像某种神秘的药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无法摆脱，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心向往之，恨不能得。储君之位未定，这就给了大股东们一个机会，你可以称王，我也可以称王，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凭什么让你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因此争夺就不可避免。如果确立了储君，相对就好了许多。尽管这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