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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医生毫无信心，可是，谁能责怪他呢？他遇到的大夫把他的求生意志都给扼杀了，没有一丝希望。

在拉斯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留意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等候室里等着，一杯杯地喝着咖啡。等候室是医院里最令人震慑的地点：焦心如焚的家人聚在一起，踱着步，无聊地翻阅着过期杂志，等候着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亲人。

我做过许多年的支架手术，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这也算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我的手术成功率是99％，因此，我对拉斯的手术结果充满信心。

“手术做完了，你感觉就会好多了。”当拉斯躺在手术车上时，我安慰他说。但是，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桩极其罕见的意外发生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的一条血管破裂了，大股血流正涌向他的胸腔。这真是最糟糕的突发事件了，其发生率低于1％。

“哦，不！”我喃喃地说，手术室护士也焦急地看着我。

“我想莫根医生正在当班，马上传唤他过来。”几分钟后我命令护士说。

我发疯似的试着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止血。这时，莫根医生也进入手术室，看着拉斯。

“情况很不妙，米米，”他低声嘀咕着，“你应该知道他不适合做搭桥手术的。为什么你还让他做手术呢？”

“我希望你能往好处多想想，别太悲观了。”

“对不起。”他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他的位置去了。拉斯的血管太细了，所以，他接受搭桥手术并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我们必须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我的手不断地操作着，脑子里飞快回忆着过去我在医学专著上看过的所有处理办法和听过的急救药。但是，这一刻都无济于事。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找不到北。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满心里只挂虑着拉斯，无暇理会自己的疲劳。这一紧急情况使我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心脏激烈地砰砰跳着。我发现拉斯正在挪动着大腿，在手术过程中，这种动作太危险了。“我头晕得很，大夫，”他咕哝着说，“我胸口非常痛。”

几分钟之后，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我似乎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倒在手术台上，我必须做最后一线努力，把他的血止住。最后，我把麻醉师也叫过来了，加大了麻醉的剂量，使拉斯安静下来。

“只要你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挽救你。”我对拉斯喃喃地说。他打了麻药以后，又陷于昏睡中，我意识到刚才我对他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想象着如果把我们回天乏力的坏消息告诉拉斯的妻儿时，将会看到怎么悲惨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把这幅画面驱散了。毫无疑问，我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拉斯就会没命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根本没法把拉斯破裂的血管封闭起来。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种我以前根本没用过的药品：明胶海绵。这是一种凝血剂，通常用于凝结住血流不止的动脉。

当我把明胶海绵注射进拉斯的血管时，我万分欣慰地发现血终于止住了。

我用力眨着双眼，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到了吗？血止住了！”

护士和我一样欣喜若狂。拉斯的血压又恢复了正常，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不久之后，当我走近监护室里拉斯的床位时，我停下来观察他，他紧闭着双眼躺在那儿。

麻醉药已经失效了，他的面部表情也放松下来，在这终于波平浪静的一刻，我得以一瞥他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为年轻而脆弱的拉斯。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岁第一次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多么害怕打麻药，恐惧被一个人留在医院里，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创伤仍未平复，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畏惧万分。有个好心的护士照料我，她和蔼善良得像天使一样，帮我盖上暖和的毛毯。其实，她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透露着善意与关心，让我放松宽慰。

当拉斯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时，我希望也能把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他。

在那几个血淋淋的小时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在病历单上，我根本无法给予这种感情准确的衡量与解释。拉斯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再过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