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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役，只能加重人民的劳苦负担。

但是，反过来看，用区区重庆地区人口，却完成了北驱匈奴、南括五岭，以及修长城、驰道的浩大工程，无论如何，秦时代从政府到人民的进取精神，也实在可嘉。

人类劳动创造出的多余财富，总要再把它花出去才好。你就是拼命地吃，拼命地穿，所用也是有限的，多余的怎么办呢？只好用在项目工程上，以泽被后世。秦王朝大修长城，大建秦始皇陵，隋炀帝大修运河，把当时不能长时贮存的粮食，转为不朽的长城和运河，化成持久的资源，留到后代慢慢使用，也是好事啊。所谓“楚人遗弓，楚人拾之”，对丢弓的楚人来讲，是个大遗憾，对整体的楚国，并没有什么遗憾和损失。同样，修长城和秦始皇陵，对于当时的人是个痛苦，对于后代的我们，则是得弓者。所谓害在一时，功在百世。就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在当时修时未尝不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却细水长流地为埃及人挣着旅游的外快。

至少比整个时代的人胡闹，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出来强。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朝的这些泽被后世的项目，当时的代价也很大，甚至以亡国为代价。

在从前的商周时代，法律规定成年男子每三年去给国家干一个月零三天义工，从二十三岁一直到五十五岁为止。而秦王朝加码成每三年平均服役两年零一个月，具体来讲是这样：第一年先在家生产，弄出些粮食（以供应这三年的需求），但必须出去服劳役一个月，接下来两年则全是服劳役。如此不断循环，三年一个周期。而且服役年限也拉长到十六岁到六十岁。也就是说，秦王朝的农民如果活到六十岁的话，要合计给国家服劳役及兵役一万零二百五十天，即——他有二十八年要在工地上度过！而商周时代则是二百九十七天（不到一年）。所以，董仲舒说，秦朝的力役是“三十倍于古”——当然这不排除董仲舒危言耸听、以古讽今的可能（编排秦王朝以劝喻汉武帝，汉武帝也是大兴事作）。如果老董说的是真的，那么人生一半时间都去外地筛沙子、砸石头了，这种沉重的劳役只能搞得“海内愁怨”。

而那些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日子也不好过。种地需要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关键是交多少。经过历史的磨合，中国农业传统的税收标准是十分之一，有时候遇上仁慈的皇帝就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秦王朝标新立异，达到了三分之二（“收太半之赋”，据汉朝人伍被讲）——这简直是没天理了！高达传统水平的七至二十倍，所谓“二十倍于古”（董仲舒语）。人们真是没有活路了。所以秦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人们累死了也养活不起自己，更交不完这天文数字比例的税。于是“秦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人们交不起税，只好逃亡当强盗。

注意，这个税收百分比不是按实际产量算的——那还就好了，我不干活，也就少交税。它其实是按土地的一般产量，由政府估算一个产额来收税的。不管你干得怎么样，都按这个额交！哈哈，那简直要气死了！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坏，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为什么秦皇帝定的税率定得非要比别的皇帝高二十倍呢？他不知道“保护费”收多了，大家都要逃亡，逃到别的老大的地盘上去干吗？或者没得地方逃，大家就会起义！

秦始皇也是没办法啊。你想，他搞了那么多国家大项目，都需要花钱，长城、驰道，八十万战士，需要消耗多少物资和粮食啊。

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这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还要发射卫星上天，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