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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事）。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大一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博了一个“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这里口罗唆了这么多，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由于后人在讲坏事的时候，喜欢稽拿前人中的坏角色来说例子，所以，历史上的“坏人物”会被越说越坏。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后代史书和后人说得很负面，很坏，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听、去信。

秦二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刚刚继位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像汉武帝的接班人那样做些缓和社会矛盾的事情，天下的形势尚是可以收拾的。

但是，秦二世（这年二十一岁），非常有个性，他坚持凡是我爹搞的项目都不许停，凡是我爹用的人才都必须杀。终于使秦政权失去了最后转机的契机。

赵高进言说：天下各郡各县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你认为“不可”的（意思是不跟您一条心的），赶紧找些罪名把他们杀掉。然后把一些低贱的家伙提拔起来，顶他们的缺。这些人被您抬举得大富大贵，必然感恩戴德。您再把远在地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