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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