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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我尤爱三国。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三国，我认为它是一部形象的实用理性主义教科书。它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结合东方神秘主义和浪漫巫术，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数百万人的命运浓缩于一炉，一切入世或出世的个人与团体都能在三国中找到各自的先驱、路线、策略和归宿。

千百年来，三国之所以为人们所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惑。从2000年来深圳至今，我一直在企业工作，我常常觉得深圳和以深圳为代表的改革中的中国有许许多多地区和许许多多领域正在经历许许多多的“三国时代”：天下大乱，豪杰四起，群雄割据，兼并融合，三足鼎立，天下一统的故事正在此起彼伏地上演。

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商业、服务业大国的转变，未来的中国必将是一个以企业为基础和核心的复杂经济共同体，未来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将在企业工作，正如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所分析的那样，大量依附于企业的“企业人”和不依附于企业的“职业人”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人群。不论大家对“打工”这个词持有怎样的态度，它都将是大部分中国人无法回避的生存方式。

“打工”将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个人如何在企业中成长，二是企业如何在竞争中获胜。目前，国内关于这两大话题探讨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这些书籍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更多的是基于智慧层面对上述两大问题的思考，重在分析具体的攻、防或战略与战术。

在我研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我发现三国的动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其展现的历史之美，英雄之美；也不仅仅在于其谋略之美，智慧之美；真正让我震惊和景仰的是其中的品格之美和道德之美。谋略和智慧、品格与道德是两类不同范畴的东西，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不足，智慧永远弥补不了道德上的缺陷。在道德面前，智慧不过是些雕虫小技。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打工”所面临的问题将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问题，深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这个问题会更加敏感和尖锐。而目前国内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智慧层面的思考，虽然其中有不少书籍用大量篇幅讨论企业的道德建设和员工的道德建设，但这些建设通常都基于功利性的目的：企业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企业取得长远的利益，员工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员工的长远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道德建设一旦有了功利性的目的，就背离了道德的初衷。如果企业和员工的道德建设是为了获取长远的利益，那么道德建设其实就成了一个谋略和智慧的问题，离道德的本质越来越远。而这正是深圳甚至整个中国企业界正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三国演义》中，赵子龙是个很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角色，他先在袁绍集团“打工”，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跳槽”到公孙瓒集团，但该集团经营不善，被袁绍“兼并”，赵子龙拒绝袁绍“高价回收”，加入了刘备的创业团队，历尽苦难，辅助刘备成就了蜀汉集团的大业，他自己也成为蜀汉集团举足轻重的将领。赵子龙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不是他“杀入数十万敌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而是他在一次又一次面临重大考验时表现出了让人崇敬的品格。其实就武功而言，赵子龙在《三国演义》中并不比吕布、典韦、许褚、马超等人强，但吕布等人始终无法在广大读者心中获得与赵子龙平起平坐的地位。赵子龙修炼那样的品德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那样的品德有利于他将来的发展，或者能给他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而是把它当作自己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你是个合格的人，就必须这么做”，他不拿这些原则与利益挂钩。显然，一旦原则与利益挂钩，就会从利益的角度去评估和权衡原则，原则就不再是原则了，道德也就不再是道德了。赵子龙的声誉不是靠他在“攻城掠地”、“不断占有”中获得的，而是在不断“放弃”中成就的，这与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书籍中关于企业道德建设和员工道德建设的做法截然相反。

前言（2）

当然，智慧和道德并不能彻底解决打工面临的所有问题，赵子龙在功成名就之后，面对着更加复杂、更加棘手的问题，他处在深深的困惑之中。

《赵子龙的奋斗》写的就是三国时代那个集高超职业技能和优良职业道德于一身的杰出“打工仔”赵子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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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最近老是做梦，八年来在商界的所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