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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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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南北狼烟再起（1）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