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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因为郭沫若片面追求与当前政治挂钩所犯的错误。《孔雀胆》本是一个描写“阿盖与段功”的爱情悲剧的史剧，为了使这个“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符合当时“民族团结”的政治气氛，郭沫若在《孔雀胆》上演后，三易其稿，不免牵强附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郭沫若小传（7）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始于1920年9月。后来他专注于历史和考古研究，直到40年代初，他运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积累的丰富历史资料和经验，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这样的优秀史剧。关于史剧创作，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说过一句名言：“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又说，“史有佚文，史学家只能够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造不好那就等于多事。”见《郭沫若谈创作》第1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他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剧家，恰恰是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诞生了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名作。 历史悲剧《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最早开始创作的史剧，初名《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聂�》。当时，他正好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译完，灵感迸发，便参考着《战国策》、《史记》等史料，最初计划把《聂�》写成十幕剧，后又改成五幕，结果只写成第二幕和第三幕。随着“五卅”惨案发生，郭沫若眼看国内军阀割据，各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凌辱中国人的暴行，不禁愤懑填膺，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一口气写成《聂�》后两幕，合成四幕剧《棠棣之花》。“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郭沫若身处沦陷的上海，将《棠棣之花》通盘整理，又加写一幕，变成了后来的五幕剧本。《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不但在于人物形象生动感人，还在于整个剧情所传达出那种反对分裂、盼望团结的人民心声。 1942年1月2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到1月11日，将全部五幕剧本写完。五幕分别为：“服丧”、“屈服”、“流窜”、“哀郢”、“投江”。郭沫若自幼喜欢屈原。他一生关于屈原的评论和译注文章，就有十数篇之多。如：《屈原》、《屈原时代》、《关于屈原》、《屈原考与屈原的艺术和思想》、《屈原·招魂·天问》、《屈原不会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评“离骚”的作者》、《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赋〉今译》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屈原——歌赋与精神同样光辉的不朽形象。郭沫若在为其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作序时，曾谈到作此剧的创作动机，他说写这个剧本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作者身处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新四军，遭到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抗日战争中后期，郭沫若继续史学研究和开展史学论坛等学术活动。著名的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史论巨著。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这一套姊妹篇的问世，可谓是郭沫若对周秦诸子思想研究的巅峰之作。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文章不免政治气氛过于浓烈，但半个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 1949年10月1日，郭沫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郭沫若和全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及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局主席等职。1958年，受中共中央委托，郭沫若担任《中国史稿》的主编；1960年，任《甲骨文合集》编委会主任委员兼任主编，该书是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的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中的大型项目之一。几十年中，郭沫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建设劳累奔波、殚精竭虑。同时，他身体力行，从事着大量学术研究和创作，成果卓著。《关于目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