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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自己单独生活这一整段时间里，我相当自信，甚至竟没有想到有的地方可能对我产生误解。直到现在，当普罗宁说明了以后，我才认清了我所处的境遇的悲惨性。难怪扬柯夫斯卡亚一直断言，说我没有回头路。

在这一瞬间，我对普罗宁本人充满了好感，但是，时间和地点都不适于表达这种感情，面且，在当时我们所处的情况下讲些空话又有什么实际意义，最重要的是用实际工作争取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因此，我没有讲什么多情善感的废话，只是简短地说：“我听您吩咐，普罗宁同志，您下命令吧。”

“我觉得主要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了。您的任务就是察明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间谍机关的间谍网。您没有别的任务。这桩任务并不简单，但您所处的境遇使您很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利用扬柯夫斯卡亚，从她身上探听出一切可以弄到的东西，但是，对她一定要万分小心：如果她发现她对您进行的改造工作毫无成果，第二次她就不会再放过您了。德国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趁着这个时机要对他们多献殷勤，但是对他们也不应估计过低。法西斯匪徒由于狂欢可能在工作上草率，但是不应忘记，纳粹党徒所凭借的国家机器的工作搞得还不算坏，谍报机关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搜罗您，是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当场被捕的间谍，要想保存性命，就只有被搜罗，而毫无其他办法。应该利用这一点。见他的鬼，您就同意成为他们的同事好了。英国间谍的威信用不着我们担心！不管怎样，德国人对您的消极态度会予以原谅的：因为对德国人来说，在里加获得一个被揭穿了的间谍，较之冒险去得到另外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间谍头子，那是更有利的。毫无疑问，如果逮捕了布莱克，英国国家侦探局就会派另外一个人到波罗的海沿岸来……”

普罗宁和我谈话的语气非常安详，就如同谈着一件最普通的任务——这种任务在和平时期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布置给他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必须万分小心，但他那种认真而自信的语气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与其说我在考虑这桩任务的危险，倒不如说在考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完成它。

后来，当我更进一步熟悉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以后，我才明白，他一向都是这样的：绝不考虑自己，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作，并且非常善于以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来感染所有的同志。

“现在再简单地谈谈联系问题。”普罗宁最后说，“看来，我们三个人的主意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热列兹诺夫先想起来的，您也同意，我也赞成。这个主意就是安置热列兹诺夫作您的汽车司机……”

虽然我尽量沉住气，但是，晋罗宁也不能看不出来我的兴奋心情——想到会有一个忠实的同志、自己亲近的人在我身旁，那是相当愉快的。

“当然，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您来说，这样做都又有很大的冒险，但是，作为您的司机，这个地位对热列兹诺夫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普罗宁解释说，“问题在这里：热列兹诺夫的任务之一是同拉脱维亚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您很清楚，布莱克的汽车司机是必需到各处去的。所以我们决定冒这次险。一个不太富裕的俄国工厂主（他在十月革命以后从列宁格勒跑到了爱沙尼亚）的儿子要去见您。他是躲避布尔什维克，跑到西方沦为乞丐的白俄第二代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身份证毫无问题，姓名是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他到您那里去，您就雇他作汽车司机。如果有人怀疑他是英国人，那倒更不错，热列兹诺夫的英语讲得非常好。让他们以为他也是英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好了。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您对他有好感。唔，假如热列兹诺夫由于某种原因失败了，您就要表现出特别吃惊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可不要公开地袒护他，恰恰相反，为了使您自己不至予垮台，您就要马上表现出不安的样子，表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暗暗派到您那里去的呢？对于热列兹诺夫，那自有别人去照顾。当热列兹诺夫在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通过他向您保持联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就还到那个地方去，还用那个暗语。关于工作，和店主人只字别提。您在那里已经见过一次加什凯先生，他已经答应要为您弄到几本引人入胜的法文书……”

普罗宁向我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这比任何话语都富有更深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

“好了。”他说，“祝您成功。回去吧。加什凯少尉也该回城里去了。”

我们又握了一次手，我坐进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