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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关，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满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6）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启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国防部长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其二是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即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国防部长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国防部长，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