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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我接到台湾方面的要求，卢检察总长将在9月退休，他希望我们能在他退休之前将鉴定报告完成。最后一直拖到8月25日，我才陆续收到其他人的草稿，我与庞巴两人，只好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才将各人的草稿汇整，写成一份初稿，因为在8月28日我将应邀至山东临沂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公安大学等学术单位讲学。另外也专程前往南京，参加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前校长梅可望主持的全球校友会，所以决定在8月28日当天完成鉴定报告的初稿，并由外交邮袋处理，转交台湾法院检察署。我将初稿封合后，亲交给驻纽约文化经济办事处的夏立言处长，并由我的好友《世界日报》社长李厚维先生监交。然后，将另外几份分别快递送交给其他参与“3·19”枪击案鉴定的专家，并限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完成审核，送回让我完成最后的结案报告，然后请大家签名，再寄送回台湾。这样做是我们一般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海外很正常的，因为这份报告是10个人的共同结论，一定要大家签名才能生效。所以在记者会中我也曾作了一些说明，初稿只是把每人的个别意见，汇整在一起，有些地名、人名、专有名词及部分的个人意见，都不太完整，也不尽相同。

一个专案小组或特别调查委员会，甚至美国法院陪审团，州最高法院或联邦###官等都会有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的报告或结论必须代表全体的意见，所以最终报告与初稿之间自有些不同。台湾有些外行的人士，不知道刑事鉴识制度，认为最后报告与初稿有出入，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鉴定专家说到此事，只好一笑置之。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培养专业人才，予以特别补助款项。另外###门也特别在2004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中，编列3名刑事鉴识人员的名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都说明了台湾有关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鉴识科学，并为提升台湾鉴识水准做了准备工作。希望这些培养鉴识人才的计划能持续进行，而不是“亡羊补牢”、“5分钟热度”的权宜办法。

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5）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

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

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号到14号的现场

群众，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发现破案契机。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些枪、弹设计构造相当复杂，只要找到相同的设计蓝图，那些制枪者、买枪者的身份便可调查出来。我很高兴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去清查。

地毯式搜索，开创刑事办案新页

当时的专案小组也诚实以告，这种“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难，毕竟台湾社会形态、治安状况今非昔比，全面查抄地下枪械制造厂难度极高。但是在现场的不确定及物证有限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破案机会。为了掌握关键的破案契机，台湾法院检察署在网站上公布我的鉴识报告中，特别保留了子弹结构和工具痕迹的部分资料。在鉴识报告提出后的4个多月时间中，我很高兴台湾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枪支和地下兵工厂，甚至还要求基层办案人员，不论是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枪炮弹药者，一律都得送专案小组做比对检验。

可以想像这项工程有多么巨大！根据专案小组的统计，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间，警政署实施自动报缴枪械方案，全台湾就有300多把手枪和子弹自首报缴，其中制式手枪45把，其余都是改造手枪。同时，据报载自“3·19”枪击案发生后至12月份期间，全台湾总共查获改造手枪2800余把，其中制式手枪共360余把。然后，专案小组再从这么多查扣的手枪和子弹中，逐一比对，并从26把8厘米手枪和子弹中，终于比对出“3·19”枪击案的凶枪和子弹制造者唐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