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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俣�1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1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于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来说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将我们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前，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姐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9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道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结果。

父亲就从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的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10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挑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上海的日子和台北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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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情深（2）

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小学，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新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路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时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大姐李昌云、三姐李小枫、四姐李昌婉、六姐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姐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姐李昌婉和姐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尚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我留学前就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