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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特出的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唐朝人虽然有不少文字上和语言上的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批评皇帝,拿皇帝的故事作诗作文,甚至讲得很不堪,亦不会遭祸。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唐朝的文人把歌咏杨贵妃故事当作一种“考试”式的共题。白居易的《长恨歌》自然考得了古往今来的第一名。但在《长恨歌》出现之后,文人依然热心自这一个“共题”而孜孜不倦于“考试”,藉此来练习和表达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
唐代著名的诗人李商隐,对咏杨贵妃故事是极为热中者之一,李商隐所作不及《长恨歌》,李又好在字面上作评断,而且多局限于儿女情,不过,从李商隐的作品中,却让我们得知:唐人对皇家的言论自由到了可惊的宽容程度,举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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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附录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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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讽刺的,但力求在“考试”中作惊人语,结果却不伦不类了,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这成了什么话?但由上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另外,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作为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同诗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那是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咏杨妃云: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这首诗一些也不见好,但却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诗虽然不见佳,但总是有新意在。
上面,我零乱地取了一些诗句,为了引发杨贵妃故事的若干特出点。
唐朝人就此完全不避讳的,杨贵妃先为李隆基的儿子、封寿王李瑁之妻,后来父皇娶儿媳为妻。
这是杨贵妃故事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的社会道德律更变之后,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的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中国自南宋以来积累起来的社会道德律,几乎比泰山高,比长城固,如朱彝尊其人,想尽办法来遮掩杨贵妃先事子、再事父的故事,他“考证”杨贵妃虽为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
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唐朝人自己不以为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官文书记载,至今仍存后人为了后起对妇女的道德律而大叫,其陋可知,从而也可见中国文化的向衰。为此,在讲故事之前,特别将它提出来:
关于杨贵妃的婚姻,现存“唐大诏令集”(注:即皇帝命令,俗呼为圣旨的东西)卷四十,“诸王”“册妃”类,及“王妃入道”类,有两封诏令直接提到,一封诏令间接相关,摘要如下:
册寿王杨妃:
“维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皇帝若曰(中略)……尔河南府士曹参军事杨玄璬长女,公辅之门,清白流庆……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使黄门侍郎陈希烈,持节册尔为寿王妃……”
“同中书门下”,即是宰相。册杨玉环为寿王妃,有年月日可查考。册妃,等于现在的订婚。“册”后,尚有不少繁文缛节(见开元礼),大约需要半年或一年才能结婚。估计:杨玉环嫁到寿王李瑁那儿,应在开元二十四夏秋,再推迟些,或开元二十五年初春,最要迟,便少有可能了。
(注:旧、新两唐书的《杨贵妃传》,对杨玉环出身,似有故意的错乱或隐蔽,《旧唐书》连杨贵妃的父名都弄错,且完全不提先嫁寿王事,《新唐书》主修者不敢太抹杀事实,加入先为寿王妃语,但对杨玉环的父叔,却蒙混过去,因为《新唐书》取旧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