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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威之下，《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秋瑾亲身经历了这一剧变，她愤慨莫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喷涌而出，她决心献身革命，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秋瑾的内心世界已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她的丈夫王延钩仍然热中名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已背道而驰，终于在亲友的干预下，两人分居，这时秋瑾的好友又是一位奇女子吴芝瑛，两人性情相投，不久结为异姓姐妹。秋瑾在北京奔波革命失败后，决定东渡扶桑，到那里去寻找革命的同志。出发前她改穿男装，特地留影，将一张男装的照片赠给来送她远行的吴芝瑛。

秋瑾乘日本的信雄丸轮船，驶出了大沽口。当秋瑾到达日本东京，正是樱花怒放的季节，日本有许多革命的同志，秋瑾的心情就象那盛开的樱花。她先人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办的日语讲习所，埋头苦学了三个月日语，然后进入青山实践女校，与刘道一等人组织“十人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国”为宗旨。不久更参加冯自由等人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封为“白纸扇”，也就是成了“洪门天地会”抒谋献策的军师。她的表兄徐锡麟带着妻子王振汉到了东京，她感到特别高兴，徐锡麟回国后，王振汉留在东京，她悉心照顾王振汉的生活，并带着王振汉一起和她开展女权运动。她首先创立了“天足会”，以为小脚女人形同残废，行动为艰，为了和男子并驾齐驱，女子必须放脚。其次她又主张振兴女学，认为女子一定要有学问，要能自立，不应事事仰仗男人，提出：“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的口号。陈梦坡因《苏报案》亡命日本，带来湘芬、信芳两个小妾，秋瑾鼓动她们两人脱离陈梦坡，并对她们两人的生活给予妥善安排。秋瑾为人慷厩，举止潇洒，了无脂粉气息，与一般男士相处，十分融洽，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都成为她的好友。不久，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经冯自由介绍，秋瑾成为浙江省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这时她起名“竞雄”，生活中充满激情。

然而不久，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遭到沉重的打击，在国内《苏报》案，年仅十七岁就写成轰动一时的《革命军》的邹容惨死狱中后，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唆使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使得中国留日学生的言行受到极大的限制，随时有遭逮捕的可能。《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蹈海自杀，表示抗议，日本政府置若罔闻，秋瑾和易本义、禹之漠等一批留学生扶着陈天华的灵柩回国，在长沙岳麓山公葬的那天，长沙中学以上的学生一律为陈天华戴孝，岳麓山白茫茫的一片，秋瑾热泪盈眶。

秋瑾回到上海，由徐锡麟介绍，她加入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光复会”，她一面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女权，一面在虹口租界赁屋与陈怕平制造炸弹。由于炸弹不慎爆炸，租界将她视为“危险分子”，她在：“马足车尘知已少，繁弦急管隆谊稀。几行滴泪伤时局……江河日下世情非。”的情况下，回到祖籍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

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的友人创办，表面上是开展新式教育，实际上是光复会的训练基地。秋瑾主持它的校务，也就成为浙江方面革命活动的全权负责人。开学的那天，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以及许多地方土绅都来向秋瑾祝贺观礼。 一九零六年，即光绪三十二年，秋瑾留日时“十人会”的领导刘道一在湘赣边境的萍、浏、醴起义失败。担任安徽警察学生堂会办的徐锡麟赶到大通学堂与秋瑾约定，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个在安徽起事，一个在浙江响应。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趁安徽的各级官员集中警察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开枪打死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听到消息来不及组织。仓促响应，起义失败，秋瑾被捕。秋瑾熬过了有名的酷吏李钟岳的严刑拷打，当贵福重新审问她，刚她招认同党时，她指着贵福说道：“我的同党就是你！”吓得贵福面无人色。当审问者问她有什么遗言时，已经被打得肢体成残的秋瑾，爬在地上振笔疾书：

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年六月六日黎明，她被杀在古轩亭口，还不满三十三岁。在打扫她的牢房时，狱吏看到了她留在墙上的绝命词：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