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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回家了，她很虚弱，面色苍白，步履缓慢。她说：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好好休息，多吃营养食品，一星期要吃三次肉、蛋。上帝保佑我们，那些可怜的医生不会想到我们吃不起。爸爸在炉子上为她烧了茶，烤了面包。他又为我们煎了面包。我们在楼上暖暖和和的意大利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他说他不能久留，得回考文垂工作，妈妈纳闷他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回考文垂？快到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六，他早早起床，和我一起在炉边喝茶。他煎了四块面包，用《利默里克导报》包起来，在大衣口袋里各装了两块。妈妈还在床上睡着，他在楼下冲她喊了一句：我走了。她说：好吧，到了写信来。父亲就要去英国了，而她竟然连床都不起。我问能不能陪他到火车站。不，他说，他不去那儿，他要到通往都柏林的公路上看看，能不能搭上顺风车。他拍拍我的头，吩咐我照顾好母亲和弟弟们，就出门了。我目送他走进巷子，消失在拐弯处。我跑过巷子，看着他走下巴拉克山坡，走向圣约瑟街。我也跑下山，一路跟着他。他一定知道我在跟着他，回过头冲我喊：回家去吧，弗兰西斯，回家去陪着妈妈。

一个星期后，他来信了，说他已平安到达，要我们做个好孩子，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最重要的是听母亲的话。又过了一个星期，他电汇来三英镑，把我们乐上天。我们有钱了，要吃煎鱼、薯条、果冻和牛奶蛋糊喽，还要每个星期六去利瑞克电影院、大广场电影院、卡尔顿电影院、雅典娜电影院、中央电影院和最有意思的萨瓦电影院。说不定，我们还会跟利默里克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起在萨瓦饭店喝茶、吃蛋糕呢，我们一定在端茶杯时伸出兰花指。

下个星期六，没有电报，又一个星期六，还是不见电报，以后的星期六，再也没有电报了。妈妈又开始向圣文森特保罗协会讨东西，又开始去“大药房”，考非先生和凯恩先生开玩笑说爸爸在皮卡迪利大街养了个婊子，妈妈也只好陪着笑脸。迈克尔问婊子是什么，她告诉他是喝茶时吃的东西。她成天和布瑞迪。汉农坐在炉子边抽“忍冬”，喝没有味道的茶。我们放学回家后，早餐时掉的面包渣还在桌上，她再也不洗果酱瓶和茶缸了，糖都招来了苍蝇，她也不管。

她说我和小马拉奇得轮流照看阿非，用婴儿车推他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小孩子总不能从十月到来年四月一直关在楼上。要是我们说想跟伙伴玩，她就会扇来一个大耳刮子，打得你耳朵生疼。

我们只好和坐在婴儿车里的阿非玩游戏。我站在巴拉克山坡的高处，小马拉奇站在山坡下面。我把婴儿车推下山坡，小马拉奇本该把它接住，但他光顾着看一个小伙伴溜冰了，婴儿车从他身旁飞快地冲了过去，蹿上街道，直奔莱尼斯顿酒吧。那里，人们正在悠闲地喝酒，没想到突然冲进来一辆婴儿车，里面还坐个小脸脏兮兮的孩子，嘴里“咕、咕、咕、咕”地叫着。酒吧伙计高喊这可够丢人的，居然让小孩坐在婴儿车里大叫着冲进门，该管管这种行为了，他要叫警卫。这时，阿非朝他挥起小手，面露微笑，他说：好吧，算了，给这孩子一块糖果和一瓶柠檬水，也给这对破衣烂衫的小哥俩一瓶柠檬水。老天在上，这是个艰难的世道，一不留神，一辆婴儿车就破门而入，你还得不分青红皂白地拿出糖果和柠檬水招待他们，恁们俩带上这孩子，回家找恁们的妈妈去。

小马拉奇又有了一个妙计，我们可以像叫花子那样，推着阿非在利默里克到处走，见了酒吧就进去要糖果和柠檬水。但我不想让妈妈发现，迎面扇我的耳刮子。小马拉奇说我不够哥们儿，一个人跑了。我推着婴儿车上了亨利街，到了至圣救主会教堂。灰蒙蒙的天，教堂也是灰蒙蒙的，一小群挤在牧师家门口的人也是灰蒙蒙的。他们在等着要牧师吃剩的晚餐。

我看到人群中，有个穿着灰色脏外套的女人，那是我的母亲。

那是我自己的母亲呀，也在乞讨。这比领失业救济金、去圣文森特保罗协会和“大药房”还不如啊。这是最惨的一种耻辱了，和沿街乞讨没什么两样，那些叫花子抱着他们满身疥疮的孩子，吆喝着：看在可怜的孩子的分上，给我们一便士吧，先生，孩子饿了，太太。

我的母亲现在也成了叫花子，要是让巷子或学校里的人看见，我们家的人就把脸丢尽了。我的伙伴还会在校园里给我起新外号，挖苦我，我知道他们会这样说：

弗兰基。迈考特，

是个讨饭婆的儿，

长着疤瘌眼，

还去学跳舞，

一副哭丧脸，

像个日本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