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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三年级，就申请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做实习生。希尔斯代尔学院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紧密，我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几个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笔政治献金：给共和党国会委员会捐赠15000美元，这笔钱来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给我购买股票的投资收益。

与此同时，琼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也在华盛顿特区给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一有空闲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坠入爱河，但是也以同样的速度对国家政治失去了兴趣。我来到国家首都，满怀期望地把这里当做为国无私奉献的堡垒。在我的家乡，里根政府被称颂为远见与奉献精神的胜利。这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国内政策，以及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可是在华盛顿我却发现，职业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纯粹是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们。

我在当时被称作老行政办公楼的公众联络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装饰华丽的第二帝国时代风格的宫殿，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公众联络办公室是普通百姓给白宫提供反馈的一个主要途径——而我自己对这一届政府也有些看法。没过多久，我逐渐感到，布什总统在和有些人讨价还价，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圣性，用预算妥协来提高税收，并推动将给国内各大雇主增加不合理费用的环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固执任性。我向来直言不讳，这为我赢得了一次去白宫西楼的机会。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听说了我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就训斥了我一顿。

这是我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在白宫的实习生涯仅在5个月之后就匆匆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一天晚上我与朋友们打保龄球的时候遇到了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Rohrabacher）。

现在是罗拉巴克作为南加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第13个任期。1988年罗拉巴克首次当选众议员，此前是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当他的演讲稿高级撰写人之一达七年之久。在白宫，罗拉巴克在制定总统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案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采取很少的干预。他也协助打造了“里根主义”，这项激进的军事政策公开支持反共活动。“自由不是少数被选中者的特权，”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们的普遍权利。”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当罗拉巴克提出让我给他当实习生时，我立刻抓住这个向他学习的机会。而引领我踏入下一段冒险征程的则是罗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员保罗·贝朗兹（PaulBehrends）。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8）

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哪里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之后那个月里，我陪同贝朗兹前往尼加拉瓜，调查关于在该国发现大屠杀地点的报道。尼加拉瓜人权协会认为丹尼尔·奥特加一直在谋杀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奥特加1979年领导的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后他就上台掌权。在首都马那瓜，我们不得不甩掉一个来自桑地诺阵线开着苏制拉达车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农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延绵起伏的山坡——那里有令人发指的证据。我们看见几十具农民的遗体。他们手腕被绑，头部中枪，都被扔进坑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碎骨头，一堆堆破碎的头骨在地上瞪着我。

我从尼加拉瓜回国八天之后，琼和我就站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圣玛丽天主教堂的圣坛前。那年我21岁，琼23岁。我们所有的亲友都出席了婚礼。准备婚礼最忙的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倒是省心，对此琼可能有点不满。尽管如此，我俩都为能在199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