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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毛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101］。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纷纷谏止矿税声中，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驳鲁保疏请兼督浙江、南直隶织造大权时，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这一语，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织造的实质及其危害性。

（5）　烧造对制瓷业及陶都百姓之影响

烧造指烧造砖瓦及陶瓷器。砖瓦烧造在外有临清砖厂，京师有琉璃厂、黑窑厂。嘉靖后期营建繁多，近京及苏州亦设了砖厂。“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102］砖瓦烧造之规模及影响不如陶瓷之大。

陶瓷是明代第二大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一道釉和彩绘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创造，景德镇以陶为生者近十万，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开始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手工业城镇，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但如同织造一样，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产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轨道，因而制瓷业中已经勃发出的新的生机，亦受到束缚、扼杀。

据《大明会典》“陶器”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烧造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其所以如此，一是为了减省费用，另一是因景德镇产瓷质量较好。因此又规定，“凡江西烧造全黄并青绿双龙凤等瓷器，送尚膳监供应。其龙凤花素圆匾瓶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应用。”但不久，建文四年（1402），即在景德镇置御窑厂，派中官一人专烧御用瓷器解进京师。这时岁解数不多，比较稳定。

洪熙元年（1425）九月，宣宗派遣少监张善前往监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等。宣德二年（1427），张善因贪酷虐下，并以所造御用器分馈其同列等事发，被斩于都市，枭首示众，中官监造亦随之停止。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经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百四十万三千五百件，这属于临时性的差遣。正统初，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烧成后，王振指称有裂纹，英宗遂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而敕中官往督更造。这是中官常期督陶的恢复。成化年间，中官往督造的时间更长，数量更多。成化十八年（1482），后卫仓使应用时建言取回内臣，改由地方官督陶，即被斥为“妄言”，把他关进锦衣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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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5）

其后，《陶说》载谓：“终孝宗十八年不言窑事”，这是不确切的。弘治时，江西督陶宦官之遣召有数次。据《明实录》载，三年（1490）、十一年（1498）、十三年（1500）、十五年（1502），均有朝臣疏谏遣内官督陶或请召回，所以这期间只能说是时遣时革，并非完全中止。正德时，宦官擅权，督陶全部复用宦官，直到嘉靖九年（1530），才诏革中官。嘉靖九年（1530）至万历初年，革撤督陶内臣时间较长。督陶主要由政府官员负责的，是天启、崇祯年间。

所以总的说来，明朝烧造是“以中官莅其事”［103］。这些口含天宪的中官恣意中饱私囊，擅作威福，大大加强了御器厂的封建性、腐朽性，把陶瓷业生产置于封建桎梏之下，其表现如下：

首先是所需索的花式品种多，数量大。隆庆五年（1571），内承运库太监题奏缺少各样瓷器，要造里外鲜红碗盅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七百七十件。而龙缸体式要求底阔肚凸；五彩缸不仅重、大，而且色多系惊碎。万历十一年（1583），除上述各种及祭器外，又有围棋棋盘、屏风、笔管、盒炉等等项目，这些都是工艺难度很大的。例如，圆的制品可以旋就，“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棋局如片板，尤难就”［104］。万历十九年（1591），又命造各项十五万九千件，后又复增八万件，至三十五年（1607），仍未能完工。

其次是贪污与浪费使烧造成本大大增加，“每岁造为费累巨万”，致江西“辄以陶故加赋”［105］。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直隶巡抚王恕上言，指出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