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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

扼制大将：天启时，名将孙承宗战功卓著，魏忠贤先是派人去拉拢，承宗不为所动，甚至打算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锄奸，翦除魏忠贤，忠贤便施展种种阴谋，扼制孙承宗，使他动弹不得，只好请求免职。又如崇祯时清兵攻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得酩酊大醉，被清兵杀死，京城的形势迅速严峻起来。名将卢象升奉命率军保卫京师，极力主战，给清军以迎头痛击，但监军的太监高起潜却伙同杨嗣昌高唱主和调，对卢象升处处掣肘［174］。卢象升既非三头六臂，最后只能是身先士卒，沙场捐躯。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3）

占役买闲：所谓占役，是指宦官将士兵私有化，随意指使，从事各种劳役。所谓买闲，是指吃空饷，花名册上士兵的名字，大部分不过是虚晃一枪，徒有其名而已。《明史·兵志一》指出，崇祯时“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又说：“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这论述完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成化初年，宦官郑忠役占军伴，办纳月粮。弘治时宦官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二）　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一般说，总兵官担任镇守，而守备由参将担任。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此辈把持。追溯其历史踪影，永乐时已见端倪。据说，建文帝对宦官很严厉，朱棣起兵后，宦官纷纷倒戈，跑到他的大营里，报告朝廷的种种政治、军事的机密，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朱棣即位后，这帮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从中选了一批，与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的顾成、韩观、何福等同往，但“赐公侯服，位诸将上”［178］。永乐末年，各边镇守宦官日渐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将总兵官取而代之之势了。史载：“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79］随后，镇守太监的头衔终于正式出现。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镇守太监王安”，王世贞指出，“此镇守之始见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汉王谋反，宣宗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碹镇守淮安，这就表明了宦官已经开始担任内地镇守。正统年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后，为强化封建统治，凡各地险要之处，都设立了镇守太监，连同总兵官、巡抚都御史，被人称为三堂［181］。成化年间，各地的镇守太监不仅统统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增加。当时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镇守、守备宦官，比天顺年间多了好几倍。仅就京师附近而言，在蓟州、永平、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居庸关等处，都派了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峨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等地，都派了守备宦官。正德年间，又有所发展，边关隘口，几乎全部派了守备宦官。这些镇守太监直至嘉靖八年（1529）后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复遣内侍出镇守。据《万历野获编》载，当时“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设一人。”但比较而言，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时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复的镇守内臣均被撤回。其后，隆庆、万历两朝，镇守、守备，虽恢复设置，但都很少，而万历时期的不断派到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镇守、守备太监的作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宦官势力最为嚣张，所谓“内阉纷纷出镇”［182］，表明镇守太监又恢复了设置。而至崇祯时期，虽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复重用，朱由检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灵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