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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楼上挥动，向着广场上那沸腾的人群，向着全中国劳苦大众，向着全世界瞩目北京的人们，无论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毛泽东主席都向他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手，同时又是一双充满人间温暖的手，通过这双手，传递着他的体贴和柔情。 尊师长、讲孝道，这是中国文化养育的美德。毛泽东主席虽然是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传统美德仍旧在他的身上熠熠放光。他称青年时代的老师“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永远是我的老师”。当他重返离别了32年的故土，祭扫父母的墓地时久久地徘徊不去，长时间沉默不语。毛泽东主席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老爱幼，要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一回毛泽东主席非常严肃地问我： “小郭呀，给家里寄钱吗？” “不寄。” 我无所谓地回答。 “不寄可不行啊！父母养育你十几年不容易，可不能忘了父母的抚育之恩哪。” 毛泽东主席从来没有这样板着脸孔跟我说话，我惶惶不安地告诉他： “我们家里不要我的钱。” “给家里写信吗？” “写信。” 看见毛泽东主席的表情缓和一些了，我的心才踏实一点。毛主席又嘱咐我： “一定要经常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然，父母会挂念担心，不要给老人家平添忧愁。” 也许是人到老年容易多愁善感，也许是懊悔当年不曾在父母跟前尽孝心，也许是老年思子，总之，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明领袖，一代人杰，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这就是我眼里的毛泽东，我心中的毛泽东。  
决裂（1）
夜晚寒气刺骨，我们机组突然接到起飞命令，大家迅速收拾行装，在夜雾沉沉之中飞离莫斯科。 我们了解到苏共新的领导班子执行的仍旧是赫鲁晓夫的路线，中国代表团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欢而散。 耳闻不少有学之士称周恩来为“天下第一总理”，这并非指中国人口众多而言，而是指周恩来天生的总理才能而言。但也有一些人对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有不同看法，并推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所决定的。我在飞机上多次为周恩来总理服务，有机会从旁观察了解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习惯、性情性格。从我所见所闻看，工作并非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嗜好。他兴趣广泛，爱好甚多，并非不喜欢娱乐、不愿意交友的孤傲冷僻之人，至于休息甚少，也不是他的本意，他完全是被形势所迫，被环境所迫，被现实所迫。因为他对党对人民有一腔热血、一颗忠心。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形势虽然政治热情高，但经济形势却岌岌可危，没有一处“伊甸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个角落都笼罩着饥荒的阴影。赫鲁晓夫又后院放火，跟在周恩来总理屁股后面讨债。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视察，了解民情，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每到一地，大到方针政策，小到播什么秧，撒什么种，都要一一过问。粮食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头等重要问题，关系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如果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共产党的政权何以维持，是小事情吗？ 记得周恩来总理的时间安排得既科学又合理：他上了飞机便躺倒休息，飞机一停稳，当地的党政干部就聚在飞机上开会。 周恩来总理习惯于头高脚低，我们服务员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总给他垫两个枕头，有时还放三个，他才感觉舒服，很快入睡。 本来，周恩来总理是个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的人，讲话从不高声嚷嚷，可那个时期，他心里急呀，说话的嗓门就像开闸的洪流，声音高，音节急，常常讲得声音沙哑。 不知是不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间有君子之约，邓颖超虽然身居国家高层领导岗位，但却从不见她过问周恩来的工作。在飞机上，无论周恩来同谁谈话，除非家长里短地唠嗑外，她绝不插言。可听到周恩来总理那沙哑吃力的声音，她着实心疼，不得不提醒周恩来总理： “恩来呀，你不要着急，声音小点，喝口水，慢慢讲。” “不要紧，没有关系。” 倒也管用，音量小了。可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又控制不住了。邓颖超怕人家误解了她，不再说什么，叹口气，吩咐一声： “给他送杯水去吧！” 我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自带的小茶叶里取一小撮茶叶放在杯子里，冲了水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 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自行限定不吃肉，周恩来总理不但不吃肉，坐飞机时还拒绝喝招待茶，其它如茶叶类的消费品也都自备，不然就自己掏腰包付钱。上了飞机他不忘把自带的茶叶交到服务员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