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 在婚礼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斯泰纳姆讲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表明把彼此交托给对方，”她对《时代》杂志讲到，“如果我们还年轻，也许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来表明我们已经彼此托付。”她提出一个观点：“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干的事，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因为这时候成为一个妻子不再意味着屈从，“如果我在人们建议我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会丧失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许多权利”，她对《密尔沃基日报》（The　Milwaukee　Journal）的戴维·迪恩（Dave　Tianen）说：“现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经成为可能。” 但是在我们对这一角色表示赞同，认为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政治上正确”之前，先看一下在这场典礼上“妻子”这个词被赋予了什么样的位置吧——毕竟斯泰纳姆是一对夫妇中年纪较大、更有影响也更有名的那一个。斯泰纳姆和巴勒把他们自己称作“伙伴”，这个温和中性的说法表明他们力图成为一个内部平等的共同体，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没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没有征服与屈从。 事实上，巴勒很高兴成为一个不是那么有主导权的伙伴。婚礼之后不久，这对夫妇在《20/20》节目中接受芭芭拉·沃尔特兹（Barbara　Walters）的访问时，巴勒开玩笑说他很少自我介绍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先生”。（很不幸，这对伴侣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暂，2003年1月巴勒因为脑瘤去世。）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8）

语义上的一些玩笑话，连同斯泰纳姆拒绝称自己为妻子这一情况，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不管法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妻子这一角色依然还是充斥着各种落后的联想，就像过去时光留下的一些阴影，又像是旧日生活所激起的回响。与现代妻子所契合的妻子脚本依然没有被书写出来。 脚本尚未流传，至少还不清晰。西方的新娘们在新婚前夕不再读那些有着一些离奇有趣的书生气十足题目的书了。——比如《女士们的新年礼物》（The　lady’s　New　Year’s　Gift）、《已婚女士的座右铭》（Maxims　for　Married），还有《年轻女士的朋友》（The　Young　Lady’s　Friend）。在19世纪的时候，当女性移民到达魁北克地区的时候，要接受妻子培训课程，而现在的女人们是不会经常听到这种课程的教导了。但妻子学校依然存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曾经在韩国的汉城举行了一个为期十天的培训，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准备嫁给美国士兵或美国商人的韩国女人们，对美国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以及美国的妻子所具有的法律权益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此相似，像大学里的教员妻子俱乐部还有议员夫人的聚会也是在如何扮演好“妻子”这一角色方面文雅地提供着指导。 “妻子”这一角色还必须遵从一些从未被说出口的规则。我们会有“妻子材料”这个说法来描述那种适合担任这一角色的女人。这种女人不是在第一次约会时就冷若冰霜，就是热情似火。她们使人感到愉快，富有献身精神，工作勤勉，不大喜欢让太多的人注意到自己。她们愿意遵从教导。这些教导往往是通过电视节目、电影、杂志上的文章悄悄传达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信息把女人们在每一个时期应该取得的成就以编年史的方式呈现出来，教女人们如何找到一个好丈夫，如何让她们的婚姻保持“热度”，最后，在离婚的时候如何占据上风，取得胜利。这样一幅暗地流传的脚本在由《布丽奇特·琼斯的日记》带来的方兴未艾的狂潮中依然清晰可见。这本书鼓励女人们成为妻子，热爱家庭。 这种未被正式呈现出来的密码非常明显，如果我们返观一下妻子受到赞美或者是受到侮辱的景象就会更加明白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第一夫人。这一时期正是妻性动力和妻性阻力处于平衡的一个时期。这位前第一夫人，像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人一样，相信自己在结婚后依然能够有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1992年当她的丈夫在竞选总统时，他们一起参加了《60分钟》（60　Minutes）节目的访问。她第一次说出了她那句很有名的宣言：“我坐在这里并不是像一些小女人那样是为了支持我的丈夫。”很明显，她的这句话很有点讽刺意味。 罗德汉姆·克林顿试图表明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总统夫人，她希望自己对于政府的政策也能发出